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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802年一个凄冷的傍晚,在直布罗陀海岸一间神秘的房间里,一位吉卜赛预言家告诉站在她面前的那个根本不打算结婚的业已落魄的军纪官,说他将有一个独生女,而这个独生女将成为英国伟大的女王。

  这个落魄的军纪官便是肯特公爵爱德华,乔治三世的第四个儿子,当时英王的弟弟。面对这荒诞的预言,公爵发出了一丝受到嘲弄似的苦涩的微笑。

  命运本身就是一位嘲弄一切的高手。17年后因为种种原因,五十多岁的爱德华终于在天命之年结了婚,而且真的生了一个独生女,这个独生女叫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

  一切在命运的轨道上滑行。18年后,刚刚成年的维多利亚果真在一班大臣的簇拥下,迈着青春的步履,带着少女的天真与娴雅朝着那至高无上的大英帝国的御座走去。其时是1837年6月20日。

  维多利亚在她的金銮宝殿上一坐就是64个春秋。

  64年对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却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一朵跳跃的浪花,它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维多利亚在位的这64年却在英国人的记忆里留下了漫长而深刻的印象。直到如今,英国人乃至全世界都还不断地提起那个“维多利亚时代”。

  是的,对于英国来说,那是一个强盛与繁荣的时代。据统计,1850年时,不列颠生产世界上40%的机器,半数的棉纱和铁,2/3的煤,1870年时,不列颠生产世界一半的铜,1880年已拥有世界商船的1/3,同年,它兴建了占世界更大百分比的船只和铁路。当时一位美国官员曾说,“全世界都必须到英国购买制造铁路的铁。”不列颠在化学药品、电力、工作机以及建造桥梁、高架道、隧道及庞大的会堂上也有显著的成绩。19世纪晚期,它的制造自行车、缝纫机、照相机的能力也登峰造极。1851年时,英国国民生产毛额是5.23万镑,1870年为9.16万镑。19世纪中期不列颠个人平均所得达到了32.6镑,而同一时期法国为21.1镑,德国仅为13.3镑。国家的富庶带来了国内政治上的相对平和与稳定,尽管同一时期,在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力量与君主专制之间的斗争日演愈烈,但在英国,这一冲突被暂时掩盖起来,他们之间的相处总的来说还是和谐的。而对外,他们大肆推行殖民政策,他的战舰与商船开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制造了“辉煌”的“日不落帝国”。

  当然,这一切当中,维多利亚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由于英国君主立宪制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君王地位至尊却几近摆设——尽管维多利亚对这样的窘况做过不懈的挣扎——大权实质上掌握在内阁手中,因此在对国家的直接影响上比起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女王来,维多利亚也许要逊色得多。但不管怎样,她在大英帝国强盛时期做了整整64年的国王,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64年的大大小小的国事,她都经历过、参与过,她应该对此负责。

  对于上升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而言,维多利亚女王从整体上是识时务的,她基本上还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她的坚定、自信,她的平和、诚实,她的对于丈夫的温顺、忠贞,对于家庭的热忱,对于国家的操劳与高度负责,几乎成为那个时代英国资产阶级的精神典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887年、1897年两次分别为女王即位50周年、60周年而举行的庆典得到了空前的拥护与喝彩的重要原因,也是为什么在1901年女王驾崩后整个英国陷入一种茫然无措局面的内在背景。

  但即使这样也丝毫不能掩盖女王与这个时代进步潮流的种种牴牾。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有机会,她便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王权的专制,在这时她便会把自由、民主、和谐抛在一边,而暴露了她固执、任性、自私的一面。她与平民出身的比尔首相关于皇室内部组织改革的斗争,她与帕麦斯顿无视君上的斗争等等一系列事件把她自私专横的一面暴露无遗。

  但是时代并没有给维多利亚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她不得不用一种平和、宽容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方式去保持她作为君王的可怜的虚荣与尊严,否则她将会轻而易举地被赶下金銮宝殿。

  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正是在英国人所谓的繁荣、稳定的维多利亚时代,我们遭受了来自英帝国主义殖民者铁蹄的最惨痛的蹂躏。维多利亚女王在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上和她的内阁政府保持了空前的一致。1842年12月28日,她一脸微笑批准了由中英政府签署的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她为自己的国家又打开了一条新的殖民通道而踌躇满志;1854年3月,她和她的夫君阿尔伯特批准了对俄宣战的决定,挑起了争夺殖民权的克里米亚战争;1877年1月1日,维多利亚,一个远隔重洋的英国女王,竟然得意洋洋地做起了印度皇帝!即便是在她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她最不放心的却是在南非进行殖民战争的侵略者们,她拖着病躯,用手势及书写的方式询问关于战争的一切细节……她作为大英帝国的君王的威仪在这种贪得无厌的殖民行径中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

  维多利亚是一个复杂体。她有时温柔、天真、善良,有时却又强硬、狡猾、冷酷;她有时对时代潮流采取顺应、随和之态,有时却又顽固地与之对抗;她对内尽量地保持着慈善与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拼命地支持殖民扩张……

  不同的人总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谈论、去评价维多利亚这个人,维多利亚这个时代,尽管她和那个时代在历史上已经消逝将近100年,但它对历史的影响却是潜在而巨大的。

  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提到的那样,维多利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惟其复杂,给我在写作中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本人学识、水平有限,在对维多利亚这个复杂人物的把握方面肯定存在着不少偏颇之处,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与隔膜更增加了我在努力去贴近维多利亚及其国度与时代时的力不从心之感。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位读者朋友在阅读时不难觉察,在此,我也敬请读者朋友的批评与指正。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我参阅了不少著作与文章,它们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由李祥年先生翻译的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李顿·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台湾五南出版公司发行的、由贾士蘅女士翻译的由Clayton Roberts与David Roberts先生作的《英国史》(A History of English),特别是前者,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在此谨向他们的作者、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写作多次得到岳阳师专副校长余之定副教授的垂询与鼓励,岳阳师专图书馆副馆长戴金波先生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严志明先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在此也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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