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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在处理家事活动上,维多利亚也显得更加开放、民主。女王的家事活动有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过去,女王总是从王位、政治方面加以考虑。但是后来,女王改变了观念。1888年女王的大女儿成为了普鲁士的新皇后,新皇后的女儿,维多利亚的外孙女与巴登堡的亚历山大王子订了婚。亚历山大王子另有两个兄弟,哥哥娶了女王的另一个外孙女,而弟弟则是她的女儿比阿特利斯公主的丈夫,亚历山大王子年轻英俊,在三兄弟中最为漂亮,外孙女十分喜欢他。但是由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与普鲁士新国王政见不合,他竭力地拆散此婚姻,说这场婚姻将会破坏德国与沙俄之间的友谊,其理由是亚历山大王子新近触犯了沙皇。

  在这场纠纷中,维多利亚一直尊重外孙女的选择,而且也十分乐意这桩婚事,因此她不顾政治上的牵牵扯扯,坚决站在外孙女一边,甚至怀着对自己女儿与外孙女的敌人的无比仇恨赶到夏洛登堡加入了这场争执。俾斯麦衔着烟斗,手提啤酒瓶,攻击女王想离间德俄关系,说在家庭事务上,她素不惯于有人作梗,她会“将牧师装在她的旅行袋里,将新郎装在她的皮箱里,使婚礼随时随地都可以举行”,俾斯麦的攻击是刻薄的,但这刻薄的攻击里却正看出女王对于家事的巨大热情,以及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处理态度。

  正是由于女王对于家庭倾注的巨大热情与精力,女王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她当时在政治上的荣耀尊严一样达到了顶点,庞大和睦的家庭使她享尽了天伦之乐。她的所有的子女都已成婚,她的孙辈、曾孙辈也在迅速增加,在她晚年,其曾孙辈已达37人,有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女王的在温莎的卧室里,那是一张全家福,五十几个晚辈济济一堂,簇拥着他们的长辈维多利亚,维多利亚面显微笑、和蔼可亲、踌躇满志……

  四、女王从她们收藏的无数细小物品中随意挑出一件,摩挲着、品味着,她从这些小东西的奇妙的折光中看到了自己……

  女王的个人生活较之她的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丰富了。

  政治态度与人生态度的改变使维多利亚的晚年更看重个人生活之意义与价值。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军纪官的女儿,作为那个精谨务实的日耳曼青年的妻子,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国之主,维多利亚一生中真正属于个人的乐趣是极其有限的。她原本是一个热情浪漫之人,但她的这份热情浪漫从来没有充分的展示与流露。17岁以前,她的母亲,同样的一个日耳曼人的刻意塑造使她的天性如同一块巨大石头下的嫩芽,只能是曲折缓慢地延伸,她上任的最初几年,梅尔本勋爵使这根嫩芽有了自由延伸之机会,但很快它又自觉自愿地投身到精谨的阿尔伯特的影子之中,个性消弥在狂热的崇拜之中,消弥在繁忙的国家事务之中。这期间,迪斯累里也曾以自己的幽默与对女人心理的奇妙把握使女王毫无顾忌的笑声又响起在森严的大厅,但这一对君臣的默契配合也同样是太短暂太短暂了,从奥斯本折回的迎春花活不了几天就叶黄花萎了。现在,女王似乎是要把一生中所有的压抑与委屈统统抖掉,她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充满了个性。

  维多利亚一直喜欢演出,一场音乐会、一场歌剧,甚至是一场话剧。但阿尔伯特死后,她的这一爱好几乎被人们忘记了,不,应该说是连她自己也几乎要忘却了。现在,在中断了30年后,这一切又终于恢复了,她开始把伦敦的戏班子召到温莎堡来演出。每逢这种场合,她就显得特别的高兴,她喜欢演出,喜欢精彩的情节,尤其是滑稽戏,舞台上的打打闹闹常常使女王开怀大笑。她像一个孩子一样,目光紧盯着舞台表演,表情随着剧情之变化或笑或怒,或悲或喜。有时她边看边在心里推猜剧情的结局,而当结局与她的猜想偶尔合拍时,她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得意地向旁边的大臣或侍从夸耀:瞧!你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吧,怎么样?

  女王的晚年对于音乐、绘画、文学也表现了相当的兴趣。她依旧喜欢听门德尔松、兰西尔和拉布拉什时代的乐章,她记得还是阿尔伯特在世时她偶尔有这样的一份闲心和丈夫一起静静地欣赏过。现在,她几乎每天都听听这些悠扬、古朴,充满田园气息的牧歌,这田园情调与她日前的生活观念是那么的合拍,她现在似乎是较以前更能理解这些音乐的真谛了。相对于音乐,她对于绘画的鉴赏力要强得多,她能一口气的谈起埃德温爵士、莱顿勋爵、瓦莎先生画风的不同与优劣。每次当画家们送来自己的作品时,她也总是能一眼看出作品的毛病并指示如何加以修改,而这些见解总是让画家们心服口服,在文学方面,她很喜欢丁尼生勋爵的作品,也认真读过乔治·艾略特的《密都马契》(Middlemarch),但总的来说女王于文学方面的兴趣有限,其文学观念也相对保守。

  在维多利亚晚年生活中,她最感兴趣的是旅游与收藏。

  她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都要去苏格兰高原的巴莫罗隐居一段时间。大臣们总是倍加阻拦,其理由是女王年岁已大行动不便;相隔600英里给处理国务增添负担,侍嫔们也不愿长途跋涉,但女王每次都婉言拒绝劝告,苏格兰高原的晴空、山民们的淳朴总是那么诱人地召唤着她。

  由于女王担心打破巴莫罗的宁静,女王一直不同意将铁路修到那里。每次出游,下火车后,必须要坐很长一段时间的马车才能到达那里。在下火车的时候,女王带箍衬的撑得像伞一样的裙子使得行动极为不方便,特别是碰上大雨的时候只得靠贴身侍卫,那个高大威武的约翰斯顿先生和苏格兰铁路局总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是抱了下来,尽管这样,女王依旧兴致勃勃,她快速地钻进马车恨不得立即就能站到巴莫罗的山顶。

  晚年的女王越来越喜欢回忆。每一次回忆都使她对过去的生活重新咀嚼一遍,在这种不厌其烦的咀嚼中,她发现她才能真正地面对自我,才能无视自身之外的喧嚣。

  到巴莫罗隐居,一面自然是去体验宁静、素朴的气氛,另一面也是为了回忆。她热爱那个地方,那里曾填满了她的幸福与快乐。在巴莫罗,那些关于往事的标记是那么的坚实、那么的丰富,随时都能把思维导向遥远的快乐的日子。女王每次到达,都要举行一次视察与沉思的庄严巡礼,那些尖碑、方塔、墓石、塑像、石堆雕花的花岗岩石都是对于长眠者的无尽的思念。那些鲜艳的花草,那些石垒的“城堡”,那些古朴的房屋,那些熟悉的山民们的面孔,都与那个杰出的人物相联——阿尔伯特,他的一切都能在这里找到注脚。维多利亚所睡的每一张床,或在靠背上,或在右手一侧,或在枕头上方,总有一幅阿尔伯特遗容的半身肖像,顶上覆盖着一个蜡菊花环。每年的8月26日,阿尔伯特的诞辰日,女王都要亲率她的一家、她的延臣、她的仆从甚至佣户都聚集在他那身着苏格兰高厚服装的青铜塑像脚下,举杯凭吊。

  置身巴莫罗,她觉得这才是真正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与阿尔伯特一起生活的家,她与阿尔伯特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这里,繁重的国务曾使他们忘却了自我,而只有来到遥远的巴莫罗,他们的这份自我才又真正地凸现出来。

  可以说维多利亚与其是来凭吊他的夫君,倒不如说她是来寻找自我,寻找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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