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4)_科林·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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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改变了我的名字“卡林”的读音。原先，我们按牙买加人的英国式读音，把它念作“卡林”。美国第一批战斗英雄中有个人叫科林·P·凯利，是一位飞行员，在珍珠港事件后两天，他用自己的飞机撞击日本一艘战列舰而英勇牺牲，被追授卓越军功十字勋章。他的事迹为所有的男孩子津津乐道。美国式的读音是把“卡林”念作“科林”，人人都这么念，从此后小朋友也把我叫作“科林”。我住在凯利大街，于是就成了“凯利大街的科林”，可是在家里，人们一直叫我“卡林”。我有一次问父亲，为什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是不是为了纪念某一位光彩的祖先？爸爸说不是的，而是在我出世那一天，他偶尔从一张发货票上见到这个名字，于是就给我用上了。我过去一直不喜欢它。　　我上学时上过钢琴课，可是这门课跟我无缘，不久就停学了。后来我学吹笛子。姐姐觉得笛音太尖，我又放弃了它。显然，我当不了运动员，也当不了音乐家。然而，我的童年仍是心满意足的，是在温馨的家庭中和亲人们层层关怀照顾中长大的。家庭的圆心是我父母。第二层是我的姨妈们及其亲人。我父亲的兄弟姊妹中只有一人在美国，就是贝丽尔姑妈，她对我又构成一层关怀圈。层层的亲人从亲缘关系上说是有近有远，但都保持了亲密的交往。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们彼此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这些亲人们各有特色，我有时感觉他们像是一群性格演员同演一台戏，我自己则半是参加者，半是观众。记得我们常常在新年元旦到皇后区，聚集在多特姨妈家吃烤山羊。晚餐后，大家喝许多“艾泊顿”牌兰姆酒，跳乔蒂斯舞，唱西印度群岛即兴歌。　　说到牙买加的兰姆酒，“艾泊顿”牌最有名。它有不同颜色、度数和窖藏年数。在我们家如果上别的酒，是怠慢；如果上波多黎各的“巴卡迪”牌之类的兰姆酒，则被认为是侮辱。“艾泊顿”牌兰姆酒，以90度（这里说的度数是酒精含量的一倍，即90度表明酒精含量为45％，下句的150度表明酒精含量为75％。——译者注）的金黄色酒最著名。喝150度的白色酒表示一种派头，男子汉喝150度的标准纯酒。嘴里的酒味会持续一个星期，一旦喝醉了，也差不多要一个星期才能缓过来。牙买加人喝兰姆酒，跟东方人喝茶和阿拉伯人喝咖啡一样，是敬客和风度的象征；上酒时通常还上冰块、干姜水或可乐饮料。后来，安德鲁斯姊妹唱的歌《兰姆酒加可口可乐》成了流行歌曲，牙买加人就觉得可乐饮料过分美国化了，不再爱用它。在给女士们敬酒时，她们通常咕咕说“只一小口”，我母亲尤其是这样。我每次给她敬一盅兰姆酒，她总埋怨我给她倒的酒太厉害，酒杯太大，说罢就一口饮尽。　　小时候，我在家庭聚会上听熟了西印度群岛即兴歌，但是不懂得那些抒情歌词的意思。长大后，我开始破译它们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双关含义。我最喜欢的即兴歌手是特立尼达的斯林格尔·弗兰西斯科，他的绰号叫“大麻雀”，是演唱这些俏皮话的能手。甚至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后，我还在办公室内放即兴歌录音带。我的助手们听不懂，不明白《大竹子》、《浇我花园》之类歌曲是什么隐喻。但如今在五角大楼E翼的办公室内很难听到西印度群岛即兴乐曲了。　　在我们的家庭聚会中，话题每次都会转到“回老家”。我的长辈亲人们尽管已长期住在美国，但他们说“回老家”仍是指回牙买加。“喂，奥斯蒙德，你今年回老家了吗？”“没有，没钱呐。明年一定回去。”“嘿，劳丽斯，你回去了吗？”“没有，可是我准备了一桶东西，要捎回去。”谈到这个话题，人人都沉浸于思乡怀旧之中，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教父谢利姨父。他是多特姨妈的丈夫，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上当餐车服务员。他也是牙买加人，可是在别人眼里，他变得“美国化”了。由于在铁路上跑了许多年，跟土生土长的黑人常年在一起，原先的西印度群岛口音也大变了。轮到他表态时，他就说：“回老家？你们这些大傻瓜坐在这里嚼舌头谈回老家。你们忘了我们是为什么出来的？咱20年没回老家，今后也永远不回去。”这时，亲人们就笑得前仰后合，拿谢利姨父的异教邪说开心。　　我们喜欢看多特姨妈和谢利姨父怄气。他俩一争论，就准像英国滑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一样叫人好笑。多特姨妈喜欢差使丈夫，叫他干这个，干那个。“谢利，过来跟大伙儿说说话，别整天闷在一边看电视，像什么样子！”谢利姨夫憋不住气了，就会最后爆发：“娘的！少管闲事！”我后来明白了，老两口像这样斗嘴40多年，完全出于他们之间深厚的爱。　　放暑假时，我有时到他们家玩几天。我特别欣赏谢利姨父在轮休日做的早餐：牛排、鸡蛋和冰淇淋。这两位老人如今都去世了，可是每次我跟他们的儿子弗农、罗杰和桑尼3个表兄弟凑到一起时，总是回忆起老两口多年前顶嘴的情景，笑个没完。有时候，我一个人也会突如其来地回想起这些往事，独自发笑。　　我们这个家族是一个母权社会。我爱我的姨父们，他们充当调料、笑料，偶尔也发发狠，但是大多数怕老婆。在家里说了算的是妇女；教训孩子、敦促孩子上进的也是妇女。但我父亲卢瑟·鲍威尔是个例外。他也许因个子矮小，也许因其貌不扬，也许还因有点滑稽，总之在家里是他说了算。　　1950年，我姐姐玛丽琳要离家到纽约州北部的布法罗市州立师范学院去上学。父亲亲自安排了隆重的送行活动。我们全家到中央火车站为她送行，送她上“帝国号”特别快车。父亲迈着八字步走进车站，大衣两边摇摆着，眼含热泪强露着笑容，纯粹出于慈父心肠。他给在场的搬运工、剪票人和列车员一一分发小费，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请多多关照我的小女儿，请保证她一路平安无事。”我看见他给别人塞钱，感到不自在，可是他一贯如此。每逢节日，他总给邮递员、加油工人和清洁工人送小费。他年轻时住在哈莱姆区，每个星期六都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口袋里插着支票簿。他从第一站——擦皮鞋摊开始，一站又一站，每站送小费，莫宁赛德大道上的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馈赠。　　每逢橄榄球比赛季节，尽管我球艺不高，他也要让他的儿子戴上全街区最好的运动帽。我的第一辆自行车，他坚持买名牌货，买了一辆哥伦比亚赛车牌的26白胎车。我要买西装，他就说：“儿子，把这张信用卡带上，到梅亚公司好好挑一挑。”可是这一切都是来自一名货运部领班、其每周工资从来没有超过60美元的人。有一年圣诞节，我妈妈反对爸爸邀请太多的客人。她说，他每年那么干，使她十分劳累。爸爸没吭气，出门邀请了50来位客人，然后回来对妈妈说，要是她应付不了，他就雇一名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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