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6)_科林·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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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在这商店打了几年工以后，西克塞尔有一天把我叫到一边说：“科林，你明白，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你还是要上学。别对我这个店指望太多。”显然，他以为我卖力工作是为了入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我把他的这番话当作是对我的恭维。　　有人问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种族意识，什么时候第一次理解到自己属于少数民族。在早年岁月中，我不曾有过这种感觉，因为在“香蕉凯利”街上谈不上少数民族。那里有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波多黎各人以及黑人，即当时说的NEGRO①。我童年的朋友，如维克多·拉米雷兹、沃尔特·施瓦茨、曼尼·加西亚、墨尔文·克雷因等人，都各属不同的民族。克雷因家是我们楼里有电视机的第一家。每星期二晚上，我们都挤到他家的起居室看米尔顿·伯尔②的节目；星期四则是看《艾莫斯和安迪》③。我们认为后一个节目很精彩，是最好的电视节目。那是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时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被视为是跟艾莫斯和安迪不一样的人。　　①Negro一词现在往往被认为带有贬意，很少使用，一般称黑人为Black。——译者注　　②米尔顿·伯尔是美国当时的著名喜剧演员。——译者注　　③《艾莫斯和安迪》是美国电视连续剧，由两个白人演员演黑人。——译者注　　凯利大街流行过一些种族绰号，有时人们因此而争吵打架。但当时的争执并不是“我优越，你低劣”，而更像是一个球队受到侮辱时要出出气。我最终也尝到过种族偏见的毒汁，但那是好久之后，是在远离“香蕉凯利”的地方。　　我青年时代形影不离的好友是吉恩·艾尔弗雷德·沃伦·诺曼，他家也来自西印度群岛。他比我大一两岁，体育运动比我强，比我更加好动。我的一个亲密白人朋友是托尼·格兰特。我记得他们都急于走出去，远走高飞。吉恩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托尼则参加了海军。托尼现在还记得“香蕉凯利”的青年人分成两类，“吸毒的和不吸毒的”。我们3个人都属于后一类。吉恩后来当上了纽约市地标局局长，托尼则担任了怀特普雷因斯公司的法律顾问。　　1954年2月，在距我17岁生日还差两个月的时候，我从莫里斯中学毕业了。这不是因为我学业优异，而是学校缩短了学制。在母校那一年的年鉴上刊载了应届毕业生的姓名和照片。我的照片展现的是一个面带轻松笑容的小伙子，姓名旁边没有什么字幕式记载。同一页上的同学包括3个黑人、1个西班牙后裔、4个犹太人和另外两个白人，这也反映出了亨茨波因特是个民族杂居的地方。　　当时，除了在西克塞尔商店搬运婴儿车的本领以外，我一无所长。我是一个“好小伙子”、“好工人”，如此而已。我在中学时田径运动不错，赢得了一封推荐信，可是在范科特兰公园苦练了一阵子越野赛跑以后，我感到厌烦就不练了。我改跑440码短跑，因为我短跑跑得较快。可是经过一个赛季，成绩一直提不上去，就主动退出了田径队。我们的圣玛格丽特教堂有一支篮球队，我个子高，跑得快，又是资深教堂执事的儿子，所以教练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试试。我大部分时间坐冷板凳，于是又退了队，球队教练也松了一口气。在以后的几年里，多次有人要我打篮球或者当篮球教练，显然是出于一种种族上的先入为主的见解，以为我打篮球一定行。到我岁数大一点，通晓世事，说话有人信之后，当别人邀请我去打球时，我就佯称我有慢性“腰痛”，远远地避开了球场。　　我干什么都无恒心，令父母犯愁，他们嘴上不说，但我心里明白。不过，我有一件事干得不错，就是在教堂当教士助手和副助祭，我也喜欢教堂的这些活动。教会有组织，有传统，有阶级，有礼仪，有宗旨，现在回想起来，教会跟军队并非全无相似之处。也许，我的1928年版祈祷书注定要变成陆军野战条令22—5——陆军部队训练的圣经。倘若当年我入教会当差，我母亲一定会高兴。可是我没有听从那一召唤。　　在另一个领域，我依然不成熟、不老练。在性教育方面，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字。街道成了我的教师，而且是一个粗俗的教师。街上的男孩钱夹子里都有避孕套。我的避孕套都是颜色发黄、易裂的老货。中学时期，我跟街坊上一个女孩有过一段早恋。有一次我邀请她参加我家一次聚会，我姐姐一晚上尽取笑她。她走了以后，姐姐说：“那女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原先一直认为我的女朋友很美，可是姐姐看不上她。尽管我们姐弟间老斗嘴，姐姐的意见还是很有分量的。既然我的女朋友在姐姐眼里并不美，她对我的吸引力也开始下降了，于是，这段浪漫史就结束了。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终于成为好学生，可是在中学阶段谁也不会预言我是这块料。在学习成绩上，姐姐玛丽琳一直是鲍威尔家的模范。她在沃顿中学是优等生，在布法罗学院仍然出类拔萃。因此，由于姐姐的榜样，也由于父母对我的期待，尽管我中学毕业时的总平均分数只有78．3，但我还是考虑上大学。不受教育，就只能成天包装商品或者给服装钉扣子；受了教育，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职业。在我们家族中，不少人因为受过教育而功成名就。　　在远近亲戚当中，一位表兄亚瑟·路易斯先在海军当兵，后来当了美国驻塞拉里昂大使。他的弟弟罗杰成为一名很不错的建筑师。维克多·罗格表兄是著名的律师。詹姆斯·沃森是美国海关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他的妹妹芭芭拉担任过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后来又成为第一位女助理国务卿。他的另一个妹妹格雷丝是教育部的官员。还有一位表姐多萝西·克罗珀是纽约州申诉法院的法官。我的表妹克莱雷特·福布斯是最后一个从牙买加移民来的，她当了护士，她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名牌大学。我姐姐的女儿莱斯莉是一个画家，有耶鲁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一位表兄布鲁斯·勒维林，是内萨姨妈的儿子，在卡特政府中当过高级政治委任官，现在是企业家、慈善家，是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国人之一。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有知识修养的职业者。有的人在纽约地铁当司机，有的人做小买卖，有的人干杂活。然而，他们都是能使家庭丰衣足食的好父母，维系一家人，教育子女，使他们有出息。我看到叔舅姑姨们，他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们，这三代人，全都是积极的、有贡献的和自力更生的社会成员。我的所有亲戚不论职业地位高低，在家族内部彼此都平等相待。在互相敬爱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高人一等。有的人经受过失望，有的人怀才不遇。但归根结蒂，他们都成为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对家庭有用，对社会有用。　　我父母的兄弟姐妹，多数留在牙买加，他们的子女在那里也都不错。例如梅克尔家的两兄弟，弗农上了多伦多大学，罗伊上了伦敦大学。70年代，牙买加政府转而奉行另一种社会制度，结果搞垮了经济，于是又有一些亲戚离开该岛，移居迈阿密。他们已开始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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