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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上大学,我在周末和圣诞节期间还常常去西克塞尔商店打工。第一学年结束后,我想在暑假期间找一个报酬高一点的工作,所以,参加了国际搬运工人工会,成了其第812分会的一员。但暑假开始时,我先是在哈莱姆一个家具厂打工,给橱柜钉活页。父亲看见我天天早上去打工挣钱,心里挺高兴。但没有过3个星期,我告诉他,我决定不干了。他不高兴地说:“刚刚3个星期就不干了?你怎么跟老板交待?”我向父亲解释,我可以天天早上到搬运工会去排队等候分配工作,那里挣的钱会多些。我从父亲的眼神看出来,他心里说:等候分配工作?这孩子居然想等候分配工作。我编造了向家具厂辞职的理由,为了避免尴尬,让一个朋友去家具厂代我领了最后一笔工钱。

  我天天到搬运工人工会大厅排队,分配到的工作通常是给运送软饮料的卡车司机当助手,挣的钱确实多一些。一天,工会代理人宣布,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活儿,不必天天到此排队等候分配,是给长岛市百事可乐装瓶厂当勤杂工,问谁愿意干?白人都不举手。虽然我不清楚装瓶厂勤杂工要干些什么活,我还是要了这份差事。我到装瓶厂报到,他们给了我一个拖把,这是世世代代黑人工人干过的活。我看到,所有的勤杂工全是黑人,而在装瓶机上工作的都是白人。我拿起了拖把,心想只要一星期能挣到65美元,我就认了。我认真地擦地板,把它擦得闪亮发光。这工作的技巧不难,我很快就掌握了。要左右来回擦,不要前后来回擦,否则会累断腰。这是一件苦活,每天总有50次百事可乐瓶子从吊叉上掉下来摔碎,弄得满地板都是黏糊糊的苏打水。

  暑期结束,工头对我说:“小伙子,你擦得非常好。”

  “你们给了我许多学习的机会。”我回答。

  “明年夏天再来,”他说:“我要给你一份工作。”可是拖地板的活我不想干啦,我说我想上装瓶机工作。第二年暑期,他真让我上了装瓶机。到暑期末,我当上了副领班。这段经历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所有的工作都是光荣的,任何时候都要尽力而为,因为总有人在盯着你。

  1955年秋天,我返回学校。当时是走读,天天从凯利大街搭公共汽车上学。我尽管不是城市学专家,也看到了这一带老街区状况日益恶化。这正是纽约最老的故事的最后一章:原有的住户钱多一点了,就搬出去,而搬进来的是更穷的人。

  一些犹太人家庭当时是从下东区老公寓楼搬到了南布朗克斯,这时又搬家到郊区。贫穷的波多黎各人搬进了犹太人腾出的老房子。亨茨波因特这一带的房子从来也不曾有过漂亮阳台和常青藤,如今更糟了,从打群架发展到武斗,从用小水果刀发展到用弹簧刀,从用土枪发展到用真正的枪支,从吸大麻发展到吸海洛因。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时,发现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因服海洛因过量死在过道上。他不是最后一个。幸好,我始终避开了吸毒。我从来没有吸过大麻,从来不曾过毒瘾,事实上从来没有试过任何毒品。道理很简单:

  倘若我吸毒,家里人会宰了我。

  有钱人家不断迁走,这一带的房屋也就开始破破烂烂,有的甚至成了无主房。房主们不愿继续为修缮而赔钱,就弃屋而去。我家住的凯利大街952号后来也被房主放弃,然后被烧毁,最后被拆掉了。不过那是我家搬走以后的事。在我们搬家之前,亲戚们一见面就先问:“你们什么时候搬家?”劳丽斯姨妈先搬到布朗克斯北沿。布拉什教母也搬了。多特姨妈已经住在皇后区。鲍威尔一家什么时候搬迁呢?

  我们这样的公寓住户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家的人开始在北布朗克斯和皇后区物色房子。一个星期天又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比较理想的黑人居住区奔走。可是房价高得惊人,要1.5万到2万美元,而父母的每周收入加在一起才100美元左右。周末奔走的结果常常是房产代理商对我们厌烦得要命,我姐姐难过得流泪。

  我父亲还在做彩票梦。他从报摊上买彩票书,研究排列组合。他常常和贝丽尔姑妈一起买彩票,通常是一次买25分钱的。有一个星期六,父亲夜里梦见一个数字,第二天上午在圣玛格丽特教堂的颂歌板上恰好又看见了同一个数字。这准是上帝开恩,领着卢瑟·鲍威尔走运。父亲和姑妈凑足了25美元,把钱押在这个数字上。这次居然中彩了。

  我至今还记得,当彩票承办人把那几个棕色纸袋送到我家的时候,全家又惊又喜,简直不敢信以为真。父亲把纸袋抱到卧室,将一堆10美元一张和20美元一张的钞票倒到他床上,足足1万美元,比3年的工资还多。他让我帮忙点钞票。这笔钱不能存银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妈妈怕税务局的人来,又怕小偷在什么时候溜进门,我们把钞票分散藏在家里各个地方。

  就这样,鲍威尔家在纽约皇后区的霍利斯小区买下了埃尔迈拉大道183—68号的房子,花了17500美元。那是一幢3居室平房。住宅区内的街坊处在变动之中,经常一些白人迁出去,黑人搬进来。我们这房子原先的房主是犹太人,姓威纳,他就是搬走的几家白人之一。我们觉得这里环境挺美,而且霍利斯小区还表示一定的身份,比皇后区牙买加小区高一等,只比圣阿尔班斯小区低一点。对于中产阶级黑人来说,霍利斯是又一个黄金海岸。我们的新房子墙外有常青藤,保养得不错,住起来舒适,在装修过的地下室还有一间家庭娱乐室和酒吧。爸爸如今是房产所有者了,整天热心地修剪他门口那块巴掌大的草坪和几棵果树。卢瑟·鲍威尔进入了绅士阶级行列。

  可是,有了房子,却让妈妈担心受伯。她老是为支付购房抵押贷款利息的事犯愁。她不停地唠叨着她在“香蕉凯利”的那些老朋友怎样怎样啦。几个月后的一天,父亲来找我,几乎眼泪汪汪地说:“我怕我们住不下去了。你妈忍受不了孤单。我怕她熬不过这一冬。”两年之后,妈妈才克服了她的恐惧,明白了贷款利息能够承受,不再往南布朗克斯跑了。

  这时,我天天从皇后区乘地铁上学,跟一位同路的女同学开始了我第一次当真的浪漫史。我们一起从校园乘A路车,然后我换车回皇后区,她换车去布鲁克林。我带她回家见过我父母,他们对她客客气气,但有保留意见。

  我在学校里的主要兴趣仍然是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地质学虽处于次要地位,但我很喜欢野外考察。我们到老远的地方,在向斜和背斜的地形上爬来爬去,然后要画图,标出向斜和背斜的图形。如果在这里见到一道背斜,就应当能够预测到在另一处有一道相对应的向斜。当我的估计证明是正确时,我非常高兴。地质学还让我有机会向一些没有上大学的朋友卖弄自己的学问。“你们知道吗,哈得孙其实不是河。”“你胡诌什么呀?大学生,蠢货。人人都知道哈得孙河是一条河。”

  这时,我就讲解说,哈得孙是“沉降”河,由入海口直到波基普西附近为止的河道都是地面下沉而形成的。冰河期这段河床下沉,大西洋海水倒灌入内陆,因此,哈得孙河下游实际上是咸水湾。我骄傲地讲解冰河期地面下沉有多远,越过现在的皇后区,直到希尔赛德大道为止。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沿这条线地面呈大斜坡走向,直到圣阿尔班斯和皇后区牙买加小区,如此等等。我在一门地质学课程考试中惊喜地获得一个“优”,最后本科毕业时得到3个“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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