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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当年，空军和海军都有核武器，所以陆军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器。陆军的宝贝是280毫米原子炮，它架在首尾相连的卡车和拖车身上，样子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笨重的贝尔莎大炮差不多。俄国人显然想知道我们的280配置在什么地方，以便在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时摧毁这些大炮。因此，这些大炮由拖车拖着在德国森林周围转来转去，让俄国人摸不着底。每门大炮随时由一个步兵排负责警卫。一天，米勒上尉把我叫去，布置一项秘密任务。我这个排被挑选出来警卫一门280。我心情激动地动员了全排，然后给我的9毫米口径手枪装上子弹，跳进吉普车，奔赴营部去受领任务。我为警卫一门能发射核弹头的大炮，感到很兴奋。

　　我走了不多远，为了放心，摸摸腰上的手枪。它不见了。我吓得发呆。在陆军中丢失武器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是回头找手枪，还是继续驱车前进去受领任务？一时拿不定主意，心乱如麻。最后，我认识到我必须通过无线电话向米勒上尉报告这一情况。

　　“鲍威尔，你还在路上？”他问。

　　“是的，长官。但是你看……我的手枪丢了。”

　　“你说什么？”他难以相信地问道，没过两秒钟又接着说：

　　“好吧。继续执行任务！”

　　在营部受领任务后，我开车返队，忐忑不安地寻思着自己的命运。刚驶过一个德国村庄，就发现米勒上尉坐着他的吉普，在一片树林边上等我。他招呼我过去。“有件东西给你，”他说，他递给我那枝手枪。“它从枪套中掉出来，让村子里的孩子们捡到了。”孩子们检到？我打了一个冷战。“是啊，”他说，“幸好他们刚打出一发子弹，我们就听见了，赶快把枪要回来了。”发生灾难的可能性仍然使我全身发软。米勒说：

　　“看在上帝份上，孩子，再别出这种事了。”

　　他开车走了。我查看弹夹，是满的，没有打出过子弹。我后来得知，手枪是我出发时掉在我房间里了。米勒编了孩子们捡枪的故事，是为了吓唬我，今后好小心一些。他从来没有再提到这件事。

　　要是在今天出这种事，上级就会进行调查，请律师，大概会在我的档案上留下一个致命的污点。米勒却不是这样，只编造了一个故事。他显然是想过：我手下来了这个一般还算能干的少尉。他有时毛手毛脚，出点差错，我得给他一点教训，吓得他屁滚尿流，但是要手下留情，别让他的前程刚开始就毁了。

　　米勒这种有人情味的领导作风，有时并不符合条令规定，却给我留下难忘印象：当人们跌倒的时候，把他们扶起来，掸掸他们身上的灰尘，拍拍他们的背，推他们继续前进。

　　有好多次，都是米勒和别的上司把我扶了起来。例如：在开赴慕尼黑的途中，我把我这个排的火车票弄丢了。我和全排的人搁浅在法兰克福车站，这时又是他们扶了我一把。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这些难堪的事。现在写出来，也许会帮助年轻军官们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都不会是毫无麻烦的一帆风顺。

　　驻德美国陆军的任务是扼守GDP防线，即“总防御计划”防线。这道防线自北而南纵贯福格尔斯山脉的富尔达峡谷，这一峡谷也是铁幕所经过的地方。我们师的每一门火炮、每一挺机枪、每一枝步枪、每一门迫击炮、每一辆坦克以及每一件反坦克武器，都要用来抗击由这一峡谷蜂拥而来的俄国人。我们排负责防卫这防线上的一小段。为什么俄国人会来？我不知道，答案不是我这个小尉官的事。当时冷战形势严峻。在那前一年，俄国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空间领域跃进了一大步。他们封锁通往柏林的公路。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报复政策，那意味着控制发展常规力量，重点加强核力量。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我们常规武器不如俄国，只好依赖我们的核优势。对此，我的全部理解只是：在GDP防线上我们兵力单薄，一旦俄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顽强战斗，抵挡一阵子然后撤退，观看核浩劫来临。

　　1959年夏天，我休假回家，参加两位大学时好友——克里斯和多纳·奇泽姆——的婚礼，看望我姐姐那个新出世的小女儿莱斯莉及其小姐姐莉莎。最主要的是看我的女朋友。在我回国之前，我们商量过结婚的事。如果结了婚，她打算留在纽约，把护士学校念完。我则返回德国，再干16个月，这对于新婚者将不是一个好的开端。我需要征求父亲的意见。一天深夜，我们在家里的地下室谈了很久。我小心谨慎地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反应却叫我吃惊。他认为我还不到时候。他没有具体说为什么，只是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他从来不曾如此干脆地反对过我的想法。家庭的态度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想违背父亲的旨意。休假期满，我返回部队，仍是一名单身汉。

　　这一年年底，我第一次晋升，成为中尉。只要我服役18个月没出麻烦，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这一晋升。

　　我在德国时第一次亲自处理了一件军法问题。那一案件的由来是：美国陆军3名卡车司机在驾车返队途中开快车，把公路变成了赛车跑道，争相超车。这些车都是5吨卡车，其中一辆失去控制，滑到了一旁，撞翻了一辆迎面而来的“大众”牌小汽车，撞死了里面的3个德国平民。上级指定我对这3名司机提出起诉，以杀人罪提交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那3名汽车兵请了一位文职律师为他们作辩护。

　　我从零开始，一头扎进这个案件，查清事实，钻研有关的法律。我还没有当过地方检察官哩。开庭那天，我走进审判庭的帐篷，尽管只是一名年轻的步兵中尉，还是沉着地对付被告的专业辩护律师。最后我的起诉成立，肇事者及3名司机的领队被判有罪。

　　走出法庭时，我感到不但学了军法知识，也增加了对自己的了解。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担任过领导工作。转入现役以后，我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然而，处理问题大多是按刻板的规定办事。到了这一次审讯，我几乎是头一回要自己动脑筋思考，而且基本上独立思考。这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消化一堆原始材料，理出头绪，再明确地有说服力地加以陈述。

　　在我早期的军人生涯中，除了这次办案，我还担负过几次临时任务。有一次，我被指定为全师手枪射击代表队队长，我们赢得了冠军。我还被抽调出去指挥一个仪仗队达两个月之久。我曾奉调到旅部当副官。这样调来调去，我担心自己会不会脱离正业。然而，上级给我的鉴定是鼓舞人心的。其中的一份是1959年7月20日由威尔弗里德·莫尔斯上尉写的：“鲍威尔工作努力，坚定刚毅，办事妥善，能与各种级别的人打交道。他在军中有无限发展前途，应加速培养。”这时我才22岁，已经被“器重”了。这一鉴定使我有点飘飘然，可是6个月之后，又一鉴定使我落回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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