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22)_科林·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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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我和阿尔玛在一起的毫无牵挂的生活行将结束。9月24日，婚礼后一个月，营部为我们举行了告别会。艾伯纳西中校念了用漂亮书法写的盖有第二步兵团第二营营徽的告别词。“诸君静听，诸君静听，”他开始念道，“兹有本营首席文书官奉命调往遍地布满毒桩与竹签的乐土……”他幽默地提到了我在德文斯堡服役期间的一些事迹：“本营部将思念此君的摔电话声、拍桌声和猛扭转椅之声。”要是我在德国时的连长路易塞尔在场，准会点头称是。　　不久以后，阿尔玛和我收拾了我们全部家当，装上一辆“大众”牌汽车。匆忙回家道别后，奔赴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我将在那里参加军事顾问培训班。带着新婚的妻子开车驶过南方各州，比我几年前跟两名军士一起旅行更加叫人揪心。我记得路过弗吉尼亚州伍德布里奇时，连加油站的厕所都不让我们用。我只好在路边停车，跟阿尔玛一起到树林里去解手。　　到了布拉格堡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个黑人租房代理人，想在附近的费耶特维尔租一处配有家具的住房，以便在我受训期间让阿尔玛和我有一个安身之地。我们希望能找到黑人中产阶级居住区，可是当地很难找到。我记得那个代理人把我们带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幢破旧房屋，屋前长满了野草，到处是生了锈的罐头盒、塑料袋和别的垃圾。进去一看，地板上是破破烂烂的油地毯，家具也都是一些破烂货。我们只好摇头，去了第二个地方。情况也差不多。最后，租房代理人说他还有一个办法：让我们住在他家里。我们的希望上升了。他把我们带到一幢灰暗的房前。屋里面更灰暗。一个大房间里坐着几位年老的房客，心不在焉地瞅着我们。租房代理人领我们进了里面一间卧室，卧具要我们自备，厨房和浴室要和别的房客共用。我们失望之余，只有向他道谢告辞。　　我们面临痛苦的现实。没有办法，我就只好把阿尔玛送回伯明翰她父母家，一个人留在布拉格堡。这一分别会格外叫人难过，因为我受训之后一走就是一年，而且阿尔玛这时已经怀孕。　　在布拉格堡的头一天，碰见了我在德国盖尔恩豪森时的老朋友乔·施瓦尔，他当时在“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任职。乔和他的妻子帕特邀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尽管我和阿尔玛心情沮丧，但能让阿尔玛认识一下施瓦尔夫妇还是一件美事。　　施瓦尔一家有3个孩子，都不到4岁，住在一座三居室的两层小公寓楼里，热热闹闹。晚餐时我和乔津津有味地谈论米勒、“红脸”巴雷特等老战友的故事，阿尔玛和帕特也谈得来，他们的大孩子、二孩子在起居室里玩小汽车玩具，老三站在扶圈椅子里，以羡慕的目光瞅着他的两个小哥哥。　　谈话自然转到了我们眼下如何安顿。我解释说只好把阿尔玛送回伯明翰。“噢，不行！”帕特说。她不让我们那么办，说我们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乔连声表示赞成，说：“你们当然可以留下。”可是他们一家5口人，已经够挤的了。阿尔玛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们不能添麻烦。”帕特坚持她的意见，说她自有安排，让老大和老二腾出他们的卧室，搬到老三房间睡帆布床，让阿尔玛和我睡在老大和老二的小木床上。他们盛情挽留，阿尔玛和我也不愿过早分别，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搬过来了。　　施瓦尔夫妇的好心却给他们带来不痛快。周围邻居埋怨他们不该让黑人住进白人的家庭甚至共用一个卫生间，冲着帕特讲难听的话。帕特来自费城南部，心肠很好但性格刚强，把邻居的闲话都顶了回去。这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当时我们这一对新婚夫妻在绝望之中得到施瓦尔夫妇的善心搭救，这是阿尔玛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布拉格堡非正规作战中心的5周训练期间，我研究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史，研究了共产党人的战略战术，还努力学了几句越南话。我们回顾了美国卷入越南的经过，50年代，当法国人跟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交战8年而吃败仗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曾拒绝干预。越南分成南北两半，北方在胡志明领导下；南方建立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约定于1956年举行选举。南越总统吴庭艳取消了南方的选举，在共产党人的进攻之下，向肯尼迪总统求救，呼吁美国帮他抵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　　肯尼迪决定美国支持吴庭艳政权，派去了反暴乱顾问，这些人在当时很出风头。到1961年底，美国派去的顾问已达3205人。等我们这批人到达后，总人数将增加到1，1000多人。我们感到当时正是紧急关头，特别是1962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当时学校里纷纷传说，我们这批学员将立即调赴前线，到一个比越南近得多的地方跟共产党人作战。一天晚上我回家，发现施瓦尔已经走了，他所在的特种部队紧急战备，开往弗罗里达州的一个中间站集结待命。那几天，人们紧张得几乎心脏停止跳动。后来，两个超级大国从战争边缘退了下来，我们也按期结束了顾问训练班。　　那一个秋季，施瓦尔和鲍威尔两家喜事临门：乔和我都提前几个月晋升为上尉。　　12月初训练班结业，我为派驻越南而兴奋，准备告别刚结婚4个月的妻子和她正在怀着的孩子。我曾奋力在西德守卫自由的边疆。现在我要奔赴另一边疆，在地球的另一面投入同一场斗争。在1962年，这一切曾显得十分简单明了。　　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告别了施瓦尔一家，回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等我去越南后，阿尔玛就留在娘家。这一城市位于“老南方”的心脏，对于黑人来说，它呈现出“老南方”所含有的种种威胁。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提出的“永远隔离”成了白人的战斗口号。伯明翰变成了种族之战的战场。民权运动高涨，以静坐和游行示威的方式，把抗议的矛头指向该市警察局长E·T·“公牛”·康纳。康纳则坚决要把黑人镇压下去，把煽动分子（包括黑人和白人）赶出去。　　尽管这时去那里不是一个好时候，也不是一个好地方，但让阿尔玛留在那里，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她的父母、姨妈姨父刚刚在伯明翰城郊一个安全的街区建了一幢新房，两家合用。有一间空房留给阿尔玛和将要出生的孩子。附近有一座天主教医院。阿尔玛产期住院很方便。万一伯明翰的种族定时炸弹爆炸了，阿尔玛的父亲，那个强硬的约翰逊老先生，在家里已贮存了不少枪支，都是他几年来从帕克中学的学生手里没收下来的。　　我还记得在岳丈家的最后几天的复杂心情。阿尔玛和她妈妈从外面砍回一棵树，我们装饰圣诞树，提前过节，因为我的调令规定我必须在12月23日出发。假如上级让我过了圣诞节再走，我想那也不会影响冷战的局势，然而命令就是命令，无价钱可讲。大家提前交换了礼品，当我们打开我岳母的礼品时，我心中顿时感受到现实的严峻：那是一对小录音机，让我和阿尔玛天各一方时用来互通音讯。圣诞节前两天，我们互道再见，我自己一个人上机场，因为我不希望让别人看见我的感情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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