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40)_科林·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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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再说伯明翰。1968年11月22日早晨，那是个星期天，阿尔玛在父母家过夜后回到她与姐姐合住的房子。门把手上挂着一个通知，说有她一份电报，可以到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办事处去取。阿尔玛打电话询问情况，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拒绝在电话上透露电报内容。她又返回父母家去接她父亲，以求得精神上的支持，然后才进城去看电报的内容。电报是从陆军部发来的，通知她丈夫C·L·鲍威尔少校，序号083771，遇上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给他写信可寄至电文中说明的越南某基地医院。仅此而已。除了说是轻伤之外，其它情况只字未提。　　一周前，即11月16日那个星期六下午，我们乘格蒂斯将军的UH—1H直升机朝广义西边飞去。这架飞机是师里最好的一架直升机，空中飞行记录只有90小时。那天阳光明媚，将军的心情很愉快。我仔细打量，他和其他美国军人一样，身穿丛林作训服，头戴软帽，脚上一双帆布加皮革的靴子，身材矮胖，和蔼可亲，宽阔的脸上总是荡漾着微笑。他有理由感觉良好。在这场猫与鼠的战争中，虽难得有什么决定性推进，但他这个命运不济的美喀师却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前一天，第十一步兵旅发现了29个北越陆军基地，包括一个司令部和一个训练营地，另外还缴获了敌人贮藏的大批武器和文件。该旅的一个营长奉命在丛林中开辟一块着陆场地，我们现正在向那个地方飞去。格蒂斯将军想亲眼看一看那个营的战利品。　　我们紧贴着陡峭的山坡飞行。我突然想到，这一架飞机是否超载了，飞机上有师长这位两星将军，师参谋长J·特雷德韦尔（荣誉勋章获得者），将军的副官R·图梅尔逊上尉，我——师作战与计划主任参谋，还有4名机组人员。早些时候我曾想过，如果让那些有开保险柜锁般的敏锐触觉，并具有操作像鞋拔子一样小的直升机的经验的19岁年轻人驾驶小型轻装直升机，这次着陆或许会更容易些。将军的驾驶员一级准尉J·D·汉南也是位有经验的飞行员，这是他的将军，他的直升机，他的着陆任务，因此，他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发现了用发烟手榴弹标志的在茂密的林子里开辟出来的着陆场，便朝该处飞去。驾驶员开始进场，意识到进场速度太快后又拉起来重新进入。第二次进入着陆区时，他先在空中旋停，而后开始下降高度。我们降到低于树梢时，砍掉的树枝和树叶被卷起，在空中打着旋儿。因为坐在外侧，我清楚地看得出周围有多大空隙，桨叶末端以外仅有约两英尺的空。我刚要喊“复飞！”可惜太晚了。眼看着驾驶员在与树形成的反气流奋力搏击，情况十分危险。随后便是啪地一声！在大约3层楼高的地方，旋翼碰在树干上。一分钟前我们还在飞，一分钟后则成了静负重，主旋翼叶片顷刻之间从每分钟324转降到了零，直升机像突然断了钢缆的电梯一样往下坠落。我本能地采用了坠机时的标准姿势：低头，双臂抱膝。听着发动机绝望地嘎嘎响了似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摔到地上。　　根据标准程序的要求，要在飞机起火前尽快离开。我解开安全带便跳出舱门。跑在我前面的是直升机的射手，一等兵B·派尔。我们没跑多远就意识到其他人还在机上，一个也没动。派尔跑回去把驾驶舱的门撬开。我又爬回机舱里，这才头一次感到踝关节疼痛。发动机仍嘎嘎地使劲响着，开始往舱内灌烟。我发觉格蒂斯将军几乎没什么知觉了，肩膀的角度很怪，可能是断了。我想法给他松开座椅安全带，把他拖到树林里。这时，当我们回去找其他遇难者时，地面上几名士兵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找到了特雷德韦尔并设法把他拖到安全处　　。接着我又爬进飞机，一等兵派尔奋力将驾驶员救出，我听到驾驶员在痛苦地呻吟。将军的副官R·图梅尔逊倒在座位上，头被夹在电台和发动机之间。发动机像砸蛋壳一样砸穿了机身。图梅尔逊浑身是血，看不出一丝生气。我以为他肯定是死了，就用力推开已被摔离了原位的电台，想把他拉出来。就在这时，他发出呻吟声。我这才注意到，发动机把他的钢盔砸了个坑，多亏钢盔护着头，才保住了他的命。我把他拖进树林中，与其他人安置在一起。最后，所有人都被救了出来。伤势最重的是驾驶员，他的脊椎骨断了。　　每当一位司令官的直升机摔下去，其它飞机就会不知从哪儿都飞过来。我抬头一望，一大群直升机在着陆区上空盘旋，可这个着陆区小得容不下一架飞机安全降落。最后，它们都闪开，给一架撤运伤员的医疗专用直升机让路。我们被一个个地用绞盘起吊到飞机上，无依无靠地在微风中东摇西摆着，不清楚那一双双观看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否全是善意的目光。　　回来后经朱莱基地医院检查，我除了擦伤和瘀肿外，X光检查还发现我踝关节骨折。一般情况下，这意味着会把我撤离越南。陆军医院规定，由于我们战区环境潮湿，不利于创伤愈合，凡是骨折者均需送往日本。然而，我们师可不想只因为我骨头裂了点缝儿就失掉新找到的G—3。医生给我打上石膏后，我一瘸一拐地尽量自己行走。我可不像我的司令官那样因受伤而感到恼火。格蒂斯将军已经计划去夏威夷与妻子一起休假。他对我抱怨道：“他妈的，科林，一个男人胳膊挎在悬带里怎么去做女人想叫他做的事呢？” 　　我脚上的石膏刚过一周就开始碎裂。我换上一条急救绷带，然后照样工作。医生警告说我是在犯傻，不过我的踝关节过了约7年的时间还是痊愈了，只是在踩到脚后跟上那个硬块角度不对时会感觉如同上电刑一样疼。幸运的是，现在它倒没给我找什么麻烦。　　＊＊＊　　我即将在越南度过第二个圣诞节。节日期间，朱莱散发着一股败臭气味。希克瑞农场邮购公司从国内运来的礼物熏香肠和火腿是当时最风行的圣诞礼物，开始也的确大受欢迎，可后来多得连收发室都盛不下了。临时搭建的房屋盛满了，甚至官兵宿舍里也盛满了，我们几乎要被熏制食品的气味熏得喘不过气来。从此以后，我再也吃不下熏制食品了。　　圣诞节前夜，我和朋友们去看B·霍普和他带来慰问部队的演出团表演。他们之中有美貌超群的安—玛格丽特、L·布朗和他的声望乐队、职业橄榄球明星R·格里尔以及世界小姐P·普卢默。这样才像那么回事儿，像我们记忆中新闻短片里看到的战争模样。后来，我们回到军官俱乐部去听一支菲律宾摇滚乐队演唱。我尤其记得他们演唱的P·克莱因最走红的《我摔成碎片》那支歌。歌词到了他们嘴里别有魅力。此外，我们还喝了不少酒。喝得最多的是直升机驾驶员，尤其是第二天有飞行任务的驾驶员。他们很多人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来越南执行任务。他们的伤亡率很高，冒险程度又当属卫生勤务部队的撤运伤员机组为最大，即我刚刚乘过的那种直升机。要把伤员接上来，他们就不得不在敌人看得一清二楚的情况下空中旋停，而后慢慢地盘旋而下。他们动作快1分钟就意味着挽救更多的人的性命。对于他们的勇敢，我们无比敬仰。而他们则以黑色幽默式的宿命论来面对自己的命运，将飞机冒着火掉下去的驾驶员同行称为“脆皮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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