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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看来，不论我家搬到哪里，我都得充当圣公会的传教士。我们来到卡森堡后不久，我就四处寻找圣公会教友做礼拜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圣公会礼拜式于每星期日上午9时在天主教神甫的办公室举行。其后的那个星期日，当天主教教友们鱼贯进入小教堂做弥撒时，我从侧面的一个通道走了进去。我们挤进后面的办公室，那里已经摆好八张折叠椅。我们坐了下来，半个小时后圣公会的神甫到了，是随军牧师队中的一位中校。他把一本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赞美诗集传阅了一圈，便开始做弥撒了。两名妇女弹着吉他为大家伴唱，那歌曲在我听来更像民歌，而不像赞美诗。我竭尽全力要找到感觉，但是心中却在怀念早年的宗教。

　　弥撒结束后，我走到神甫面前，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这位神甫名叫科林·P·凯利三世，是那位二战时期的美国英雄的儿子。“凯利神甫，我有一个问题，”我说，“这些年您对您的教名是如何发音的？”“科——林，”他说。他的发音带有爱尔兰味，英国人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们发成“卡——林”。我解释说，我小时候是用英式音的，但是在他父亲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之后，我迫于同伴们的压力改过来了。接着我又问：“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天主教神甫的办公室里做礼拜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教堂？”他说，圣公会教徒太少了。我建议说，如果我们的地方更好一些，我们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我知道在我们卡森堡这样的二次大战时期的兵营里，有一些木结构的教堂。“请找一所那样的教堂吧，神甫。”我说。

　　我还请他用些老的曲子，例如《坚固的堡垒就是我们的上帝》等等，来替换民歌似的《活水之歌》。他终于为我们找到了一所教堂，礼拜也做得更有传统味儿了。

　　到这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离开了家。我们动身来卡森堡前夕，我儿子迈克从弗吉尼亚伯克镇的莱克·布拉多克中学毕业了。那年夏天，迈克同我们一起来到卡森堡，可是到8月时便离家到弗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威廉—玛丽学院读书去了。我从未试图要求他选择什么生活道路，但我确曾试图指导他。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督促他抓紧学习，以便及时报考大学。我像女教师那样认真地检查他的作文。他曾被西点军校录取，同时又获得了威廉—玛丽学院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4年的奖学金。对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来说，他上这两个学校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大好事。但我很高兴他选择了威廉—玛丽学院。军事院校名气大，而且我对他被西点录取也感到骄傲。不过，我还是觉得，迈克到一所比军校涉及面更广的学校去读书，会为他今后的生活做好更全面的准备。当然，他若投笔从戎，以军队为职业，也是有前途的。他老子当年在大学主修地质学，又在后备军官训练团被授军衔，在军队里干得并不错啊。

　　那一年，琳达进入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夏延山中学读书，这是她3年中读的第三所中学。她现在正在准备参加全国优秀生奖学金的最后竞争。我们让11岁的安妮玛丽到一所天主教学校——波林纪念学校去读书。我们喜欢修女们对学生们的严格管教，不过她们对她那难以管束的天性也无能为力。安妮玛丽是学校的啦啦队长，她喜欢滑冰（这肯定不是她的南方妈妈和来自布朗克斯的爸爸的遗传），还参加了布罗德莫宾馆办的奥林匹克溜冰训练班，像一只小天鹅似的在冰上滑来滑去。

　　阿尔玛希望在卡森堡也像在以前驻扎过的地方那样，能积极参加一些社会工作。在华盛顿时她当过军人家属协会主席。那个协会为在全球各地调来调去的烦恼的家属们提供服务，颇受欢迎。例如，一位军士的妻子可以到在五角大楼内的军属协会的办公室来了解有关她丈夫的下一个驻防地点的学校、医院、房租以及从气温到当地宗教活动等所有情况。在卡森堡，阿尔玛希望能到驻地医院去工作，把她以前学的听力学派上用场。没想到，其他军人家属却委婉地拒绝参加社会工作。个中原因我们很快就发现了。

　　我听到一些军官抱怨说，我们卡森堡有两位长官。赫达切克将军管束着他的部下，而这些部下的妻子们则说赫达切克夫人也把她们当成部下来管。赫达切克夫妇感情极佳，因此将军便使太太成了他管理部队的伙伴。在他成立的管理餐厅、军人商店和托儿所等各种设施的咨询委员会中，安娜·赫达切克都居于显要位置。她显然是对她丈夫麾下的官兵及其家属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两个人对于自己扮演的角色的那种傲慢态度。我便成了发泄这种怨气的对象。最后，我想开了，就依你这个国王吧，如果必要，也依着你这个王后。但是，卡森堡的情况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观察了4个月，看到士气在下降，我觉得我有责任采取行动。

　　副师长就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师长。按照陆军的规矩，我到卡森堡来就是为了学习当师长所需要的技能和操行。有些师长把大量的事情交给他们的副手去做，自己坐在一边留心观察。可赫达切克所坚持的却是另一套做法。我觉得，要是他的两个副师长都失踪了，他心里会很高兴。这个师是他在管，我们只获准在这位老板的膝下学习一招两式。正因为如此，我打算要做的事情既不是容易之举，也不是明智之举。

　　参谋长汤姆·布莱格坐在赫达切克办公室的外面，处于他的控制之下。我对汤姆说，师里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我想找赫达切克谈一谈，看看怎样来扭转这种局面。

　　“科林，”汤姆说，“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汤姆继续说，“这是一个赫达切克不愿意谈、甚至不愿意承认的问题。我警告你，这样做帮助不了他，却可能伤害你自己。”

　　汤姆不是傻瓜，而只有傻瓜才会不理睬他的劝告。不过，我以前连五角大楼一些最难瞠的河都瞠过去了。我相信我可以处理好同赫达切克的这次谈话。我说：“汤姆，我没有任何选择，我如果回避这个问题，那就是玩忽职守。”

　　第二天上午，我走进师长办公室，说道：“长官，等您有空时，我想同您谈谈训练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有关夫人们的一些问题。”

　　“我正忙着呢。”赫达切克说。我回到了我的办公室。

　　那天快下班时，他的秘书通知我：“他现在有空。”

　　“什么事啊？”我进去时他这样问我。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谈了训练方面的几个问题。然后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进入雷区。“师长，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夫人们的事情方面还可以再做些工作。有些不该她们插手的事情她们也插手了。”对方的反应是毫无表情地望着我。我接着说下去。“安娜有些很好的建议，她想为部队和家属们做很多事情。”对方仍然默不作声，脸上毫无表情。“我认为我们需要想想办法，让别的夫人们也多参与一些，共同来把她的想法付诸实施。”谈话到此没有结束，也没有再继续下去，而是不了了之。

　　那天晚上，我刚进家门，阿尔玛就问我：“你干了什么啦？”

　　“我怎么啦？”

　　“大约一小时前，安娜·赫达切克打电话来，约我过去喝茶。她对我说：‘阿尔玛，我很难过，将军和我确实很喜欢你和科林。我们原来以为我们至少可以依靠你们两位的。’”显然，我一离开赫达切克的办公室，他就给他夫人打了电话。这可能是我挨的第一棒吧！不过，我照常履行我的职责，享受着同士兵们一道工作的乐趣，竭力把驻地中的各种闲言碎语及猜疑阴谋置于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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