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84)_科林·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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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为什么还需要枪？”我想知道他的理由。　　“有人要暗算他。”我的助手说。　　“是谁？”我问。　　“他没说。” 　　我回答说，诺思的个人安全与国防部长无关。让海军去考虑他在老行政办公楼内是否需要带武器吧，因为海军陆战队归海军部管。　　10月23日，即麦克法兰就任国家安全顾问6天之后，我又一次在午夜接到全国军事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这一次毫无疑问要立即惊动温伯格了。恐怖分子的一辆装满炸弹的卡车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的机场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给炸翻了。消息又是零零星星收到的。我知道部长是最害怕死人的事的，可我每次打电话都不得不把更多可怕的消息转告他。温伯格就任五角大楼首长时，取下了美国第一位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的挂像，因为他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跳楼自杀了。温伯格用来取代福雷斯特尔挂像的是从华盛顿博物馆借来的提香的一幅色彩明快的作品。这天晚上，我打的每一个电话都像是对部长的当头一棒。找到了80具尸体，100具，150具。最后，总共有241名海军陆战队员丧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内，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贝鲁特市区的另一个兵营，有77名法国官兵被炸死。　　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驻在黎巴嫩是出于一个模糊的想法：要提供一种“存在”。前一年，即1982年6月，以色列出兵黎巴嫩，把巴解组织的恐怖分子最终一举赶出这个国家。这一行动打破了向来不可靠的中东平衡。结果，美国就想扮演仲裁角色，让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黎巴嫩。用国务院人士的委婉说法，部署在贝鲁特机场四周的海军陆战队是一支“隔离部队”。翻译成白话就是：让这些海军陆战队呆在两个火药桶——黎巴嫩军队和得到叙利亚支持的在舒夫山一带与黎军决一死战的什叶派军队——之间。温伯格从一开始就反对让海军陆战队介入，但是在白宫的政策辩论中输给了麦克法兰和国务卿舒尔茨。　　那时，我对国务院的官员们发明的一些用来表示对外干预而通常都要军队付出血的代价的那些冷漠的字眼，诸如“存在”、“象征”、“信号”、“桌面上的选择”、“建立信誉”等等，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如果能以实实在在的使命感作基础，使用这些字眼原也无妨，但它们常常被用来为自己涂脂抹粉。　　8月29日，即在发生机场卡车炸弹事件之前，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穆斯林的迫击炮火击毙。9月3日，又是两名。　　到10月16日，又有两名。当时正在贝鲁特的麦克法兰不顾温伯格的抗议，说服总统同意美国战舰“新泽西”号开始用16英寸的大炮猛轰贝鲁特附近的山区。这是一种二次大战式的轰击，恰似当年我们在登陆前要炸松某个太平洋珊瑚岛沿岸的礁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点：别人也会像我们一样做出反应。当炮弹纷纷落到什叶派头上的时候，他们认为美国“裁判”已经表态，站到他们的对立面了。又由于他们无法接近那艘战舰，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容易打击的目标——贝鲁特机场上的没有掩护的海军陆战队。　　从我在五角大楼中的这个位置上看，美国的做法等于是把手伸进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马蜂窝，指望仅仅用我们在那里的存在就能安抚那些马蜂。1991年，当自古以来的民族仇恨在前南斯拉夫重新燃起、好心的美国人认为我们应当在波斯尼亚“有所作为”的时候，我主张慎重行事。当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贝鲁特机场上的那些被炸成碎片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尸体。有时，美国人冒生命危险甚至付出生命是必要的。不能因为可能会招致伤亡就使对外政策陷入瘫痪。但是，只有在我们能对人家的父母妻儿提出的为什么他们家中的一个成员必须死去这个问题做出明确回答的时候，才可以让人去冒生命危险。而仅仅以要提供一个“象征”或“存在”为理由，那这个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贝鲁特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紧接着就于10月25日出兵入侵格林纳达。这个加勒比海岛国落入了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毕晓普的控制之下。他的政府要在古巴援助下修建一条飞机跑道，而这个简易机场将允许苏联使用。后来毕晓普遇刺身亡。他被暗杀后出现的混乱，威胁着美国在格林纳达留学的将近1000名医科学生的安全。　　格林纳达只有84，000人口，由一支装备极差的2000来人的第三世界水平的民兵部队和一个古巴建筑工程营防卫。我们组成了一支包括陆军伞兵部队、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海豹”分队在内的海陆空联合部队。用这样的一支部队进攻一个小国，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我们却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把抵抗行动平息下去，把那些留学生解救出来。这次出兵很难说是各军种相互配合的典范。这次作战是作为一次由海军领导的行动开始的，只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才把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少将——当时他是陆军第二十四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派去协助约瑟夫·梅特卡夫海军中将工作，以确保指挥班子中有懂得地面作战的高级人士。通信状况太差、缺乏统一的指挥与控制、各军种间的门户之见以及华盛顿事无巨细的干预，这一切都使得各军种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这次行动说明军种间的合作需要大大加强。出兵格林纳达的行动虽然成功了，但却不是一个漂亮仗。当时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我却把从中汲取的教训铭记在心了。　　温伯格是个固执但坚持原则的人，然而批评他的人却只说他“固执”。他会像雄狮一样与任何内阁同僚或对立面的议员作斗争。但他却不忍心同政府中大概是最优柔寡断的那个人——里根总统作对。温伯格对总统的感情和忠诚是全心全意的、发自内心的。他不愿意使他视为偶像的这个人感到不舒服。结果，当罗纳德·里根被人说服，同意为了一个并不明确的目的把海军陆战队部署在贝鲁特的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上的时候，温伯格不愿为了这个问题同他抗争。　　虽然在白宫的政策辩论中，温伯格从不在乎同舒尔茨等人较量，但他却不愿同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发生任何不愉快。有一次，在温伯格夫妇度过感恩节假期后，司机去接他们时酒喝多了，以致在同他们打招呼时说出了“复活节好”这样的话。但我却无法说服他批评这位司机。　　卡普·温伯格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常规，而他也就始终按照这些常规做事。我每天早上6点半到办公室。到6点58分，温伯格的司机肯定会用汽车上的电话通知我，部长将在两分钟后到达。到那个钟点，温伯格便会走出他的专用电梯，后面跟着司机，司机手中提着那个上面带有一个大金属扣的老式律师公文箱。温伯格径直走向他的办公桌。那核桃木的桌子有9英尺多长，桌上有精致的刻花。它原先的主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远征军司令、有“黑杰克”之称的约翰·潘兴将军。温伯格从公文箱里拿出在家中批阅过的文件，那些文件有关于数百万美元军火采购问题的，有关于提升三军将领问题的，也有关于给反共游击队运送地对空导弹问题的。　　掏空公文箱后，温伯格便坐下来，先目视前方静呆几秒钟，好像在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准备。接下来，他用蜂鸣器把中央情报局的文件传送员叫进来，此人送来总统的《每日简讯》。那是一本用仿羊皮纸印制的报告，选登头天夜里获得的情报的精华。我倒更喜欢看《头班车》，因为它摘登各家报纸的主要消息。到晚上，温伯格装好他那古董公文箱，把椅子对着办公桌的中间部分摆正，用脚轻轻踢一下底部，这表示他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这一套程序天天重复，从不改变。　　温伯格外向的吸引力掩盖了他的一种顽童般的兴趣和出人意外的癖好。我的工作——同时也是我借用的权力——是控制部长的时间，那是他惟一不能尽情使用的东西。因此，我每天都得十几次进出他的办公室，与他商谈事情。一天上午，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正从右手第一个抽屉取东西。在他关上抽屉之前，我看见了那里面的内容。抽屉里装满巧克力、糖果和巧克力棒。我后来发现，每当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总是津津有味地享用这些东西。国防部长原来是一个暗藏的巧克力迷。又有一天，在他刚要吃完巧克力快餐的时候，我突然闯了进来。他说：“科林哪，在这座大楼里，我所能够行使的惟一实实在在的权力就是，在我招待重要客人的时候，我可以命令厨房准备巧克力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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