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97)_科林·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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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我们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正在听他的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汇报其他问题。我们来后，总统站起身来，亲切地笑着，向壁炉左边的安乐椅走去。他再次对于把我从德国调回来表示歉意。这时，副总统布什进来了，坐到了总统左边的安乐椅上。卡卢奇坐到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到该沙发的另一端。里根坐在我们对面的长沙发上。总统在开始讲话之前先说了一个笑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例行程序）。我的目光落在他的双脚，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穿皮鞋都会使鞋的面部出现一些皱褶，而他那双像镜子一样亮的鞋何以会一点儿皱褶都没有呢？不论是这一次，还是在其他场合，他的鞋看上去永远都像第一次上脚。　　卡卢奇先把过去24小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回顾了一遍，接着便谈到眼下的难题，即我们打算怎样把已经彻底毁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重建起来。“首先，总统先生，”卡卢奇说，“我们把奥利·诺思那一摊工作取消了。我们要使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此以后不再从事隐蔽活动。”他进一步解释说，我将对中央情报局目前正在从事的全部隐蔽活动进行审查。“我们已经拟定了4条检验标准，”弗兰克继续说。对每一项活动，我们都要提出以下问题：（1）它是否合法？（2）我们是否知道它应当达到什么目的？（3）它是否正在实现为它确定的目标？（4）如果这种行动突然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美国人民会怎么说？他们会说“我们真是些聪明的小鬼头”，还是会说“这帮人都是些蠢货”？卡卢奇说，如果一项计划通不过上述检验，我们就将建议把它取消。“而且，”他最后说，“我们雇了一位名叫保罗·史蒂文的律师，确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法的。” 　　在这第一次汇报会上，里根总统听得很认真，问了几个问题，但是没有做任何指示。后来这几乎成了我们每天上午向他汇报时的惯例。我们把各阁员及国会的不同观点摆出来，等待总统来对它们进行剖析，找出它们的根本动机。但他却不这样做。最令人气馁的是，在卡卢奇介绍各派意见的时候，总统几乎不说一句话，直至弗兰克提出建议来。此后，总统只是承认他听了他的汇报，但却不说“是”，也不说“否”，连个“可能”都不说。会后，当我和弗兰克顺着大厅往回走的时候，弗兰克小声嘀咕说：“这算是同意吗？”最后，我们就假定总统知道我们把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加以平衡后，做出了我们最好的判断。总统显然觉得，只要他知道我们以他的名义做的事情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说别的。至少，这是我们所做的乐观的解释。　　总统消极的管理风格使我们负担很重。我们对于在没有明确决定的情况下实施各种建议感到很不坦然。后来才慢慢习惯了。如果某个决策以后遭到批评，这种决策还能实施得下去吗？总统还会记得这些事情吗？一天上午，在我们做出了不履行一项关键性军备控制项目的新决定之后，总统又未置可否。离开时，弗兰克抱怨说：“天哪！总统不表态，我们的使命可不是领导这个国家的！” 　　卡卢奇注意到，我们两个人从原班子中承接了5位秘书。我的主要秘书是一位能干而又和蔼的女士，名叫弗洛伦斯·甘特。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20多年了。我问过弗洛伦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秘书。她解释说，因为以前工作人员常常要一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周末还要加班。我把这种情况对卡卢奇讲了。他说：“把其中的两人调走。”我们用正常的时间工作，就能造成足够的“损害”。正是那些不分昼夜的工作狂们把政府推到倒台的边缘。我们是这样工作的：每天晚上7点钟离开办公室，有时星期六来一下，但星期日是决不加班的。卡卢奇总是能在星期五下午7点钟溜出去打网球，然后就不回来了。就是这样，他做的决定也比先前那些夜猫子更明智、管的事情也比他们更多。我们回家的时间也比他们早。但是，像我们干的这种工作毕竟不能按时上下班。我常把工作带回家去做。而且没过多久，就又像在温伯格手下时那样没早没晚的忙了。在法兰克福那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忠实可信的约翰·威克姆在华盛顿地区的麦克奈尔堡为我们安排了一所具有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的邸宅。那是我们住过的最漂亮的陆军房舍了。全家人第一次走近那栋房子的时候，安妮玛丽学着《飘》里郝思嘉的样子，伸出双臂说：“我发誓，我永远不再受穷了！”麦克奈尔堡什么都好，就是有些与外界隔绝。每当阿尔玛需要点针头线脑什么的，她得开车到14街大桥的对面去。这个地方非常僻静，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静园”。最糟糕的是，这里没有车库可供我装修汽车。上次，当威克姆在喧闹的迈尔堡为我们找到一所比较朴实的住宅时，我们也像这次一样高兴。这是我们不到一年内第三次搬家。　　2月26日，托尔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有关伊朗—孔特拉事件的报告。报告把里根总统说成一个糊涂而不了解情况的人，而且认为他的甩手管理方式是他不知道在他自己总统任内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托尔的报告成了我们的“业务指南”。它建议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卡卢奇发布了一道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得卷入任何军事活动。我们是为总统提供咨询的；我们不管打仗的事，也不负责制定隐蔽活动战略。那些事情自有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去做。　　托尔报告发表后，迫使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压力日益增大，但总统却一直顶着，不肯这样做。这时把老资格的撰稿人兰登·帕温请来了。根据卡卢奇的指示，我同帕温一道起草一篇应当对伊朗—孔特拉事件做最后交待的讲话。　　托尔委员会严厉批评卡尊·温伯格和乔治·舒尔茨，说他们在查明波因德克斯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方面态度不积极。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我清楚地记得坐在温伯格办公室里听他斥责这些武器交易是愚蠢的。我曾帮助他在满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求和指示方面竭力缩小国防部的作用。而且，我知道温伯格和我们在国防部工作的其他人一样，对这一事件最违法的方面——即把向伊朗出售武器得到的利润转给孔特拉——毫不知情。　　温伯格听说我在为总统起草讲话稿，就告诉我说，他希望我能把他起的作用澄清。鉴于他和舒尔茨当初是反对这项计划的，我就设法争取总统为这两个不情愿的参与者讲几句开脱的话。我们建议总统这样说：“然而，仅仅为了公正起见，我必须说，（托尔）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乔治·舒尔茨和卡斯珀·温伯格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们两人都曾大力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也多次向我提出这样的劝告。委员会说这两位部长没有对总统给予支持也是错误的。尽管他们反对这项计划，他们确实是支持我的。我现在发现，这两位部长也被排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些会议之外，排斥他们的正是不让我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情况的那些人，所用的办法也是他们用来对付我的办法。”在我参与起草的最后一次草稿中，这些为温伯格和舒尔茨开脱的话都写在里面了。　　3月4日，里根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这大概是他所发表的最不愉快的一次讲话了。总统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几个月前，我曾对美国人民说，我们没有用武器去换人质。我的良心和我的意图告诉我，这至今仍是真话。但是，事实和证据却告诉我，这不是实情。正如托尔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一开始是要在战略上对伊朗作些松动，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了偏差，变成了用武器交换人质。这是违背我自己的信念、违背政府的政策，也违背我们最初想要实施的战略的。这种事的发生有其原因，但是没有借口。这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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