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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当我们回到会议室的时候，我发现特德·史蒂文斯和沃伦·拉德曼落在后面，彼此耳语着什么。我们在会议室内坐好之后，我准备告诉民主党众议员戴夫·奥贝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这时，特德·史蒂文斯霍地站了起来，说除非民主党人也同意确定一个国会讨论追加对孔特拉援助问题的新的最后期限，否则他不赞成前面达成的协议。这个要求以前也提出过，被民主党拒绝了。拉德曼也高声说，他同意史蒂文斯的意见，说完，两个人就开始退场。到了这个时候，人人都想回家了，所以已经感到厌倦的民主党人就做了让步。会后，我同史蒂文斯和拉德曼两人一道从国会山抄近路回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大笑起来。原来，他们的退场只是一种表演，而它奏了效。他们说，我这个人“太不懂政治”，不能玩这种游戏。在五角大楼和白宫，我也许已经毕业了。但是在国会这所大学里，我还只是个新生。

　　凌驾于我们所关注的所有其他问题之上的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的防务战略和预算几乎完全是我们认为苏联所具有的能力和意图的反映。苏军的规模和状况是我们扩充自己兵力的依据。在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我们几乎总是从东西方竞争的角度来决定站在哪一方。苏联新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把这种老的冷战公式完全颠倒过来了。看来，戈尔巴乔夫更重视解决苏联国内问题，而不愿再在安哥拉和阿富汗等地进行毫无结果的冒险。他也不想再为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巨额赤字付款了。只有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他才能减少苏联庞大的军费开支，把这个国家的财力用在迫切的民生需求上。

　　因此，到1987年夏末，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销毁中程核导弹。这意味着要销毁苏联的SS—20导弹。对我们来说，则意味看销毁陆军的潘兴—Ⅱ导弹和空军的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当时，罗纳德·里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这样的地位出发，他具有的远见和灵活性是那些只会做出机械反应的冷战斗士们所不具备的。他承认戈尔巴乔夫是新时代的新人，为和平带来了新的机会。双方可能达成一项关于中程核力量的协议，这个光明前景意味着整个一个级别的核武器将被全部销毁，这还是自原子时代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正当我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致力于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时候，美国人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国会两院关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联合听证会上。5月5日开始的这种听证会吸引的听众像肥皂剧一样多。听证会期间，美国人看到了奥利·诺思的不寻常的表演。委员会为诺思派定的角色是无赖，但他却用高超的演技使自己至少在一半观众眼中变成了一位具有感召力的爱国者。我不属于这些观众之列。不管诺思的动机多么好，他总归是同波因德克斯特等人一起利用武器销售筹款来做了被美国人民选出的代表禁止做的事情。而且，他采用一种对总统和国会不负责任的做法干这种事。这是错误的。

　　国会的调查委员会没有传我去做证，但是我于6月19日那天主动地就我在帮助安排向中央情报局调拨“陶”式导弹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向委员会的律师们提供了证词。我是在白宫的情况室内同参议院的首席律师阿瑟·利曼和众议院律师约瑟夫·萨巴会面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国防部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些“陶”式导弹运给伊朗，而是先把它们调拨给中央情报局。我重申了温伯格部长的考虑。“他认为把武器运给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不是国防部该做的事情，此事既然一定要办，那就应当让政府中那些能够做也同意做这种事的人去做好了。”

　　利曼随口说了一句：“也许我应当知道这一点，部长有没有日记？”

　　“据我所知，部长是不记日记的，”我回答说，“他倒是有一些笔记，但我不知道他用这些笔记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把这些笔记怎么处理了。”我从未见他记过够得上通常意义上的日记的东西。但我提到“笔记”，因为我记得那些保存在他办公桌抽屉里的小白纸簿。我从未读过这些笔记，所以我不认为我应当把这些东西说成日记。我以为这些律师一定会接着再提问题来对我施压，但他们却转而谈起别的问题了。这些笔记不是什么秘密。《时代》周刊后来刊登了一张照片，拍的是温伯格在去职的前一周捆包这些笔记的情景。这些笔记后来被放到了国会图书馆，没有销毁，也没有转移。

　　我本希望这次谈话后，我同这件事再无干系了。然而，当独立律师劳伦斯·沃尔什把他对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调查无限期延长的时候，这些笔记本的事再度被提出来了。1991年，即在第一次约我谈话的4年之后，这位独立律师的助手们在国会图书馆查阅了这些笔记。他们得出结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是错误的）认为卡普说他对于1985年秋，即在总统于1986年1月正式授权之前，向伊朗运送“霍克”导弹零部件的事毫不知情，这不是真话。沃尔什的这些助手就笔记上的条目仔细地盘问我，而我这是第一次获准阅读这些笔记的内容。后来，温伯格的律师鲍勃·巴尼特要我就这个问题做证。那次做证时，我在提到这些笔记本时有一次无意之中把它们说成了“日记”。

　　得！这下子可惹了麻烦。那位独立律师觉得抓住了我的自相矛盾之处。4年前，我说过据我所知温伯格没有日记，只提到有一些笔记。现在，在看了笔记并就这些笔记接受了检察官的工作人员询问之后，又把这些笔记称为“日记”了。对于沃尔什来说，抓住了我这个过失，就足以在他的最后报告中给我写上一条罪状。

　　在这份报告于1993年12月3日公布时，它是这样写的：鲍威尔在1985年也是“了解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详细情况的”。这真是大错特错了。当时我知道有些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建议，但是在1986年里根签署《必要性的审查结果报告》、授权同伊朗作交易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已经实际运送了武器。“鲍威尔最初提出的有关这一计划的说法是坦率而前后一致的。”报告得出结论说。它接下去又说：“……但是，他的有些说法则值得怀疑，看来基本上是为了保护温伯格才这样讲的。然而，由于独立律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鲍威尔故意发表虚假声明，这些问题无法追究下去。”我对这些话的言外之意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来评断我是否真的发表了虚假声明。而沃尔什这份报告却在暗示我说了假话之后把这个问题撇开不谈了，只留下一个不公正的、没有根据的结论。被冤屈的不仅是我一个人，阿米蒂奇和另外一些人也受到了类似的不公平待遇。

　　不过，这份报告至少对我而言是给伊朗—孔特拉事件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是，独立律师对温伯格却很不留情。他遭到起诉，尽管布什总统在去职之前赦免了他。在此之前，我和许多人都去找过总统，建议赦免他。温伯格是个自尊而正直的人。遭到起诉对他而言就是奇耻大辱。正是这个人，从这个用武器换人质的计划出笼的第一天起，就把它斥为“荒唐的”想法。这个计划实施的每一步都受到他的反对，直至里根总统决定照办时他才停止斗争。如今，他不仅没有受到赞扬，反而受到一个不受任何约束、有的是时间和经费的独立律师的百般折磨。对卡普·温伯格的指控是对公理的嘲弄。

　　弗兰克·卡卢奇把政策研究小组会议几乎完全交给我来管。多年来，我吃够了那些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白费时间的事情的苦头，因而自己为举行会议立下了几条规矩。第一，事先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就议程问题提出建议，但是最后的议程由我来定，然后在会前散发给与会者。第二，一旦会议开始，任何人不得更改议程。第三，每个人都知道会议将进行正好一个小时，前5分钟和最后10分钟都是留给我的。我在前5分钟内说明为什么要开这次会，到会议结束之前应当就什么问题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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