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108)_科林·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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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

关于怎样提防新闻媒体，怎样提供消息的经验教训还有：向你提出的问题你用不着每一个都作答。问什么问题由他们选，回答什么问题由你定。我从那次同华莱士打交道的痛苦经验中还学会了如何越过向你提出问题的听众而另外瞄准你要对之说话的对象。回答问题时，一定要着眼于该怎样对坐在荧屏前注视着你的千百万听众说话。　　为了维护面子而采取变通的做法有时也适用于国际问题。科威特人要我们卖给他们“小牛”空对地导弹和可以用来发射这种导弹的FCA—18飞机。美国犹太人的主要院外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大约一年前阻止了一笔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小牛”导弹的交易。该委员会还公开反对向科威特出售FCA—18飞机，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想同里根政府再发生一场激烈冲突。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向我承认：“我们反对的主要倒不是飞机，而是飞机携带的‘小牛’导弹。” 　　“小牛”导弹有两种型号，D型小，G型大，这他知道。被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挡住没卖给沙特的是D型“小牛”导弹。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的态度应该前后一致。在D型导弹问题上我们反对过沙特人，我们也得同样地反对科威特人。” 　　我有点听不大明白，便说：“你们知道D型能达到的破坏程度G型也完全能达到，而且G型的破坏力更大得多，但是，你们不反对向科威特出售携带威力更大的G型导弹的FCA—18飞机，是这样吗？” 　　“我们必须前后一致。”他重复了一句。　　科威特王储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赫亲王这时正在华盛顿催促达成这笔买卖。我前往亲王下榻的饭店套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阿米蒂奇和奥克利已在那里，他们正向亲王解释这笔买卖的问题所在。我向亲王介绍了D型和G型导弹的差别，然后指出，我们不能把FCA—18飞机连同威力较小的D型导弹一起卖给他，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飞机连同威力较大的G型导弹一起卖给他。亲王请我再说一遍。我又说了一遍。亲王同他的几位顾问面面相觑，好像在说：“他们还说我们不可思议呢！”他要求允许他们退场单独商量一下。　　科威特人回来后，亲王说可以，他们愿意购买FCA—18飞机和威力更大的“G”型“小牛”导弹，如果我愿意把这项协议写下来签上字的话。我料想他们是怕以后没人会相信这笔交易。我表示同意。　　皆大欢喜。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正如它对沙特人干过的那样也拦住了向科威特人出售D型“小牛”导弹，因而保住了面子。科威特人莫名其妙地如愿以偿，喜出望外。飞机和导弹制造商获得了一大批买卖。这件事的道德寓意是什么？也许在《艾丽斯漫游奇境记》里可以找到答案。　　总统所有讲话的讲稿都由总统最后酌定，但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发言在白宫首先要经过我同意。今天送交我们过目的是将在4月21日向斯普林菲尔德的西马萨诸塞世界事务理事会发表的讲话草稿，它是由在撰写强硬路线发言稿方面坐头把交椅、擅长把握里根式语气的撰稿人多兰领导起草的。罗纳德·里根希望美苏关系继续变对抗为合作，但是表现出转变太快并不是好的讨价还价策略，所以多兰主张在这篇讲话中要有些辛辣的东西。再则，总统是保守派，美国又快要进入选举年了。里根本人虽不再参加竞选，但是政府决意继续坚持它的保守立场，把它传给下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因此，为了在莫斯科首脑会议之前稳住共和党右翼，这篇讲稿写成了一流的老式的东西方对抗讲话。我对这篇讲话在外交方面的作用隐约感到不安，但是从顽强的党派斗争立场来看又认为这种策略有道理。　　4月22日，也就是总统发表了这篇讲话的第二天，我同舒尔茨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圣凯瑟琳大厅。那是间富丽堂皇的沙皇时代的宫殿，极高的天花板，黄白相间的雕梁画柱，巨大的枝型吊灯晶莹闪烁。戈尔巴乔夫坐在桌子对面，沉着险厉声谴责24小时前里根总统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强硬讲话，边说边用力打着手势。他说：“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倒退，是企图向我们说教。”否则如何解释里根那套对苏联的老式攻击？　　“这次首脑会议上是不是要大吵一场？”他问道。　　我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是如何为这番谴责做准备的。今天他面前没有放记事本，而是放着一个空的文件夹，文件夹的封面、背面和里页都写满了字，一行行的，起先还保持水平走向，越写越斜，越潦草。我可以想象昨夜的情景：“主席同志，这是你明天用的发言提纲。”短暂的沉默。戈尔巴乔夫把一叠纸翻了翻，往边上一扔说：“发生了新情况，这堆废话没用了。我自己来准备发言稿。” 　　会谈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指出前总统尼克松最近批评了中程核力量条约。“尼克松写回忆录写得很辛苦，停下来参加政治辩论解解乏，”戈尔巴乔夫用讽刺的口吻说道，“不能让死人揪着活人的衣服下摆，把他拖回到以往的年代。我们应当反对那些想要往苏美关系正常化的车轮里插棍子的人。”里根重谈好战老调是想干什么？是想回到老的政治关系，还是只是演给美国右派看的？我心中在想：米哈伊尔，你很有洞察力！　　严厉的斥责，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整整继续了45分钟。　　一开始我曾为我们将为斯普林菲尔德讲话付出多少代价担心，但是接着我开始意识到戈尔巴乔夫也是在演给沿桌坐着的那些苏联人所代表的他的选民们看的。他不能在他的国家挨了拳头以后不做做还手的姿态。　　斯普林菲尔德讲话稿被通过的时候舒尔茨不在华盛顿。他一直没看过这稿子，所以听到戈尔巴乔夫那一通发作有些吃惊。但是，他很聪明，不声不响地听着，在戈尔巴乔夫终于讲完了的时候，他沉着冷静地把话头转入了议题。戈尔巴乔夫换了语气。他开始叙述他在改革和公开性方针下要达到的目的。他要改革这个像步履蹒跚的巨人似的国家，要使苏联提高效率，要使苏联适应市场经济，要改革苏联共产党，要用我们从未想象到的方式改革苏联。他说，总之他要结束冷战。他们和我们的意识形态之战已经过去，他们败了。他知道我是军人，直看着我眨着一只眼说：“既然你们已经失去了头号敌人，以后作何打算？” 　　那天晚上，我回到饭店房间里，回顾这非同寻常的一天，有了一个深信不疑的想法。苏联这种方针的改变并不是为麻痹我们而行使的诡计。这个人说的话是当真的。我躺在床上，意识到我生活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另一个阶段即将开始。直到现在为止，我作为一个军人的使命一直是对抗、遏制以及必要时与共产主义作战。现在我必须想想一个没有冷战的世界。我们在生活中所信守的一套老原则现在如同过期的时刻表一样，只会起误导作用。　　莫斯科会谈结束后，舒尔茨由谢瓦尔德纳泽陪同去格鲁吉亚共和国访问，我打点行装回国。途中在伦敦停留，以便向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通报情况。我仍是被引入她的起居室，在那里同她谈了将近一小时。在准备离去时，我提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段话。我说道：“首相，他对我说，‘我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而且能做多久就做多久。我将使事情不可逆转，然后，当我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别人会来代替我。’” 　　“喂，亲爱的孩子，”她说着做了一个不必放在心上的手势，“不要相信你所听到的每一件事情。要知道，有时候连我也会说这种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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