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153)_科林·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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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

我告诉他，我们希望把军队改革好，而不是把它搞乱。不过，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退休。施瓦茨科普夫容不得愚蠢之举，在战场上独断专行的环境下，碰到这种情况时，他可以把它顶回去。但是到了华盛顿的地界上，不能容忍的事也得容忍。　　有一阵子，战火好像又要再起似的。3月，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揭竿而起，要求巴格达给予更多的承认。萨达姆作出反应，派兵镇压起义。在北方，库尔德人试图摆脱伊拉克的统治。两次反叛都未成功。坦率地说，即使它们获得成功，这也不是我国政策的目标。不过，布什总统慷慨陈词敦促伊拉克人推翻萨达姆，可能对叛乱分子起了鼓动作用。但是，我国的实际意图是使伊拉克保留足够的实力，继续对伊朗构成威胁，因为后者仍对美国抱着势不两立的敌视态度。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无视反叛的库尔德人日益恶化的困境。萨达姆杀了个回马枪，将50多万库尔德人逐出家园，驱赶到土耳其南部寸草不长的山区。由于缺乏食物、住所和医疗条件，他们在这里开始死去，死亡的人数每天达600人之多。布什总统指示我们开展名为“给予安慰”的救济行动，由当时已晋升中将的约翰·M·沙利卡什维利领导。然而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山区环境中，库尔德人无法长期存活下去。他们的最大希望是返回家园。把他们送回去并保护他们不受萨达姆的报复是一项艰巨任务。　　杰克·高尔文作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从比利时的蒙斯发号施令，他对在该地区的美军实施遥控。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华盛顿，杰克在比利时，俩人各在面前摊开一张地图，在上面画出一个“安全区”，即围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城市的一个地区，不准萨达姆的部队进入。我感到自己像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名英国外交官，在一家绅士俱乐部的桌布上勾画出像约旦和伊拉克那样的国家。我称担任泛欧角色的杰克·高尔文为“查理曼大帝”，并且告诉他，他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王国缔造者。在划出安全区以后，我们命令伊拉克军队撤出该地区。他们拒不从命。我们炫耀武力，他们就撤走了。在7个星期之内，“给予安慰”行动将近50万库尔德人送回了家园。我看着沙利卡什维利高度熟练地处理这种政治和军事混乱局面，再次断定：他是一名堪当大任的军人。　　部队回国时，全国一片欢腾。我参加了芝加哥和华盛顿的祝捷游行。在纽约百老汇大街游行时，人们向我们抛投纸带以示欢迎。阿尔玛和我乘坐一辆白色的1959年“别克”牌敞篷汽车。在我们前面的是切尼和他的妻子林恩，在我们后面的是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妻子布伦达。我们的保安人员要求男人穿着装甲防弹背心。我说：“我不穿，我看上去已足够丰满的了。”诺姆同意，而切尼也依从我们的军事判断力。处于活动的中心，心情十分激动，这种场面我只在历史书里和欢迎林德伯格、艾森豪威尔或麦克阿瑟凯旋的新闻片中见过。　　诺姆是新泽西州人，我是纽约人，五彩缤纷的纸带和纸屑像雪片似地撒到我们的汽车上，气球随风飘荡，成千上万的人向我们热情地欢呼。我们是两个功成名就的家乡人。在祝捷队伍中游行的海陆空军将领还有：约翰·约索克、沃尔特·布默、查克·霍纳、斯坦·阿瑟。我们大家只是真正英雄们的代表。真正的英雄是第十八空降军、第七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是飞行员、水兵和海岸警卫队队员，他们让美国人民重新感到自豪。游行队伍中还有我们盟国的代表，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老战士，他们终于得到了早该得到的承认。　　各军种参谋长坐在看台上，他们的贡献大都未受到歌颂，但是他们极其出色地准备好了他们的部队，并且向切尼和布什总统献计献策。全国人民感谢卡尔·沃诺上将、弗兰克·凯尔索海军上将、托尼·麦克皮克上将和阿尔·格雷上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和海岸警卫队司令比尔·基姆海军上将。“沙漠风暴”行动是协同配合的杰作，它涉及我国在世界各地的司令部，以及在华盛顿的鲜为人知的国防机构，它们提供了后勤支援、情报、通信、地图及所有其他许多不上光荣榜的胜利因素。　　我们全体军人得到了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的文职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对表扬最受之无愧的当数布什总统。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不能按兵不动。”而且他领导一个世界联盟取得了胜利。　　庆祝活动的规格无疑超过了成就。我们不是打赢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在朝鲜的僵局和东南亚的长期苦难后，国家渴望胜利。我们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以很小的伤亡为美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国人民再次爱上了他们的武装部队。我曾想过，如果我们这次得到了太多的颂扬，那么多出来的那部分可算是弥补前几次战争中我军部队打完仗归国时受到的冷遇。　　这年春季，我应邀在扬基体育场为扬基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的季度首场比赛投第一个球。作为一个大学运动员，我的冲击力不强，但我发誓我的投球却很棒。后来，我沿着东河大道下行，凝视着河对岸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我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在百事可乐公司的装瓶厂拖地板。翌日，我在沃尔多夫—阿斯特里亚饭店向建设更美好纽约联合会的早餐会发表讲话。我说：“在我年轻时，我是国际工人兄弟会第812分会会员。这里有812地方分会的人吗？”我猜想他们未料到这一点，饭桌旁的工人兄弟会会员发出一阵欢呼。　　此行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是我回到香蕉凯利大街。在这社区开始变为盗贼猖獗的贫民区时，我父母离开了这里。现在它正在复苏。我们在凯利大街952号的老房子后来无人居住并被火烧坏了，最后被推倒了，在原房址上现在建起了新的花园公寓。我看到孩子们在凯利大街公园里踢球和跳绳，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垃圾场。　　后来，我走过两个街口，跨上莫里斯中学磨平了的石阶。木地板仍然嘎嘎作响，开启和关闭高高窗户的杆子仍挂在我记得的老地方。我即将在那里发表讲话的体育馆散发着熟悉的汗味和消毒剂的气味。我看到体育馆内坐满了人，大都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黑人。我回想起来37年前这里的情景，就对他们说：“我记得这个地方，我记得达不到预定目标的那种感受。但是你们现在能够达到了。在我上大学时，机会很有限。但现在机会有的是。你们能够干任何想干的事，但是光想干还不够，光梦想还不够。你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为之学习，为之工作和为之奋斗。” 　　我指出，百分之九十七的全国现役军人现在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的毕业文凭证明一件事：他们具有坚持到底的动力和纪律。我向他们呼吁：“不要半途而废。选择一个行为榜样，而且要不带框框地选择一个黑人或者白人，一名将军或者教师，或者是将你送到这个世上的双亲。”我不知道那天我是否打动了某个年轻人。但是我决心在离开莫里斯中学时给这些小伙子留下一个忠告：不要走可能受害的捷径。要敢于选择工作和献身的更为艰难的道路，要敢于选一条通向某个目的地的道路。　　我敦促年轻人可以选择任何种族的人作他们的行为榜样，因为我担心，黑人自豪的令人钦佩的楷模会被夸大到造成孤立的极端地步。我举双手赞成向非洲裔美国人灌输自豪感和传统意识，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我将当“野牛勇士”作为我的事业，以便黑人能够回忆在他们历史的另一篇章中自豪的过去。我希望年轻的黑人学习黑人作家、诗人、音乐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学习非洲的文化和历史。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美国的黑人孩子不去非洲某个地方闯荡江湖，他们将不得不在美国的天地里成就一番事业。　　在继承黑人遗产的同时，他们还应当了解我国民主的希腊渊源，我国司法制度的英国渊源以及所有种族和肤色的美国人对美国民族这幅丰富多彩的图画的贡献。我对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忠告是，学会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生活，而不是在你300年前可能出生的地方生活。文化差距太大，流逝的时间过长，因此非洲已不能向非洲裔美国人的心灵提供惟一的养分。推论同样正确，年轻的白人将不会生活在全是白人的世界上。必须教会他们理解少数民族争取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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