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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

　　我反对取消禁令绝不是出于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例如，我并不反对让妇女承担某些战斗角色，如驾驶战斗机和在军舰上服役。而且我也认识到，在同性恋问题上希望维持禁令的人中，的确有一部分人的论点与40年前反对在军队中取消种族隔离的人的论点相类似：“你要知道，下一步他们就想在我们的住宅区居住，在我们的食堂里吃饭，去我们的俱乐部玩，在教堂里与我们并肩而坐。”不过我仍觉得二者有根本区别。要求不同肤色的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与要求搞同性恋的人和其他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是有本质不同的。

　　2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同性恋问题的同时，将一条关于我的消息也登在头版上，对此我不能置之不理。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据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要求提前退休》。早晨7点我到达五角大楼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小组已等在那里，就传说我要离职的事向我发问。《纽约时报》的文章有一点儿真实性。我曾对阿斯平说过——对迪克·切尼说的时间更早——我可能提前一两个月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但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我的接班人在下一个会计年度开始前就职，从而便于工作。同时阿尔玛和我希望利用夏天搬入新住宅，这套住宅是我们为重返平民生活做准备而购置的。我向哥伦比亚公司断然否认我因同性恋问题而想辞职。恰恰相反，我打算帮助总统解决这一问题。与这家广播公司谈话之后，我对比尔·斯马伦说我要各个广播公司都播放我的讲话。中午之前，我先后出现在3家主要广播公司和有线新闻电视网中，彻底澄清了关于提前退休的传闻。

　　在以后的两周内，我经历了公众对我职业生涯的最尖锐的批评。如乔治·布什在失去总统职位时所说，这令人痛心。一天，托尼·麦克皮克的司机背着他的长官问奥蒂斯·皮尔逊是否他可以试开一下主席的轿车。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是《纽约时报》提到的可能接替我的人之一。

　　9个月之后，国会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我们与总统讨论的政策，这种政策现在简称为“不问不说”。我想法院最终会就这一问题一劳永逸地做出裁决。只要法院做出裁决，不论是怎样裁决，美国军方都会遵照国内法行事的。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的立场反映了我的良心和当时军队的需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这一爆炸性问题的态度像他们近年来对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态度一样可能发生变化。

　　克林顿政府最初几周中做的几乎是惟一一件使我满意的事就是撤除了国防部正副部长门外的武装警卫。12年前关于利比亚谋杀阴谋的谣传引起了一场虚惊，此后便一直派武装军人警卫站在国防部正副部长的门外。温伯格、卡卢奇和切尼都喜欢这些气派的哨兵。而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把好端端的士兵给浪费了。由于莱斯·阿斯平不讲求这种排场，我设法劝说他的助理趁阿斯平还没注意的时候把这些警卫撤除。

　　我在其他方面的胜利，包括因为我成为美国流行音乐的主题而获得两枚证章；我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纵横填字谜中；电视“风险”节目中还以我为主题出了一个题目。

　　举行总统就职仪式后不久，克林顿的国家安全班子在情况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波斯尼亚。虽然我是安全委员会成员，但我仍有一点局外人之感。我参与了里根和布什国家安全政策的全部制订工作，而我的新上司对这些政策不甚满意。不过他们还是欢迎我的，因为我了解这些政策的前因后果，或许这会对他们有用。这次会议使我知道了新政府的决策风格。新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但他对会议不予引导。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坐在莱克的一侧，颇有些要别人推着走的架式，这与乔治·舒尔茨和吉姆·贝克那种大步走进会议室，立刻以美国外交政策决策人的身份行事的风格迥然不同。克里斯托弗像个律师，硬是等着委托他代理诉讼的一伙代理人决定要他为何种立场辩护。莱斯·阿斯平坐在莱克的另一侧。他也不想做主持人。阿斯平发言不多，而他一发言则往往使讨论绕过正在研究的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班子的其他成员坐在其他座位上。

　　我们讨论了1个多小时之后，戈尔副总统才赶到，我们不得不围着会议桌挪动位置，为他腾出个座位来。又过了一会儿，总统驾到，幸好我们为这位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留出了位置。

　　以后的会议都是照着这次会议的模式举行。作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主持的会议井然有序：开会时讲明目的，接着就各种方案进行辩论，最后做出决定。布什时期会风较为松散，我逐渐适应了；克林顿的风格我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并不容易。

　　在以后的会议上讨论仍然是漫无目标的，像是研究生的自由讨论或智囊团的研讨会，我的新同事中许多人在他们政党下野的12年中，正是这样度过的。普通工作人员讲起话来声色俱厉，似乎是内阁官员。一天，我听到托尼·莱克的一名在那里做记录的部属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与他辩论，我不禁为之愕然。

　　关于对波斯尼亚的外交政策问题，克林顿在竞选时对布什批评得最为激烈。克林顿作出许诺，将在那个饱经战事折磨的地方采取积极行动。现在他有了这个机会，在我们举行的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会议上充满了好斗的言辞。但是要采取什么样的积极行动呢？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迄今为止，派兵帮助战争受害者的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赞成打地面战争或者使用他们的力量强制实施停战。他们相信的不是武力，而是外交。

　　我本人对波斯尼亚的看法与上届政府时没有变化。新班子不断地号召“采取实际行动”从空中对炮轰萨拉热窝的波黑塞族人进行惩罚，为此我摆了各种军事方案，这些方案与我过去向布什总统提交的方案相同。我们的选择从对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行有限的空中打击到在整个战场上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大规模轰炸。我强调指出，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种行动都不能保证改变塞族人的行为，只有地面部队有那种作用。大规模轰炸可能促使他们作出让步，但不能迫使他们停止斗争。在实施有限空中打击的情况下，塞族人会毫不费力地利用森林或波斯尼亚的浓雾掩护坦克和大炮，或把这些武器配置在靠近平民的地方。此外，不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塞族人都会很容易地挟持从事人道主义救助的联合国人员作为人质。

　　在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各次会议上，我不断表达的不受欢迎的意见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应当在明确政治目标后再使用军事力量。阿斯平赞成这种观点。辩论在一次会议上爆炸了：我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生气地问我：“你总是讲我们有一流的军事力量，如果不能使用，有这种力量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这种话实在令我生气。美国军人不是在某种全球棋盘上任意挪动的棋子。我耐心地做了解释：过去3年中我们10多次使用武装力量进行战争、维持和平、救灾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每次动用部队我们都有明确的目标，并使我们的军事活动与这种目标相一致。结果，每次都很成功。我告诉奥尔布赖特大使，美国军队能够执行交给它的任何任务，但我始终一贯的建议是，必须首先确定明确的政治目标。然后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托尼·莱克越战期间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他支持我的立场。他说：“你要知道，马德琳所问的目标问题正是越战期间军方应问而从未问过的问题。”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忏悔性著作《回顾》一书中也承认，我国在越南战争的目标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从而导致了我们人人都清楚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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