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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在我花费几年时间的研究之后，我才有信心觉得我掌握了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它是由一种历史预言所组成，这种预言又与不言而喻地诉诸以下的道德准则结合在一起：帮助实现不可避免的事！尽管这样，我不打算发表我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因为在奥地利，反马克思主义几乎与那些后来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主义运动是一回事。当然我向我的朋友谈了这个问题。但是直到16年之后即1935年，我才开始写作有关历史决定论的文章，并打算发表我写的东西。结果两本书在1935年与1943年间问世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但是，在我现在所说的那个时候（想必是在1919或1920年），引起我反感的一件事是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朋友和同学的自以为是，他们几乎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未来的领导者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天资。他们能有发言权的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有所了解——甚至并不透彻，当然谈不上批判的态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比我了解得更少（我至少在战争期间在一家工厂工作了几个月）。我对这种态度反应强烈。我感到我们在能够学习这一点上享有特权——实际上并非理应如此——我决心努力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我也决心永不追求政党政治方面的任何影响。

　　事实上，我有几次努力想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我的第二次努力失败了，因为我没有夜以继日持续不断地用鹤嘴锄去挖混凝土路面所需的体力。我最后的努力是成为一个家具木工。这项工作在体力上要求不高，但麻烦的是一些引起我兴趣的思辨想法干扰了我的工作。

　　也许这是谈论我是何等钦佩维也纳的工人和他们的伟大运动——由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的地方，尽管我认为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持有的历史决定论是致命的错误。他们的领导人能够用对他们所负使命的不可思议的信仰激励他们，他们相信这种使命正是全人类的解放。虽然社会民主运动主要是无神论的（尽管有一个小而令人佩服的团体称自己为宗教社会主义者），但是整个运动受到只能被说成是一种狂热的宗教式的和人道主义的信仰的鼓舞。它是这样一种工人运动：工人们教育自我因而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因而帮助解放全人类，而首先是要结束战争。

　　许多工人，年轻的和年老的，利用他们有限的业余时间上补习课，或者上“人民大学”。他们不仅对自我教育，而且对教育他们的子女和改善居住条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那是一个令人佩服的计划。在他们的生活中也许有时显示出有点一本正经，他们用登山代替酗酒，用古典音乐代替摇摆舞音乐，用严肃读物代替惊险小说。这些活动都是和平的，而阻是在受到法西斯和潜在内战毒害的气氛中进行的；同时最不幸的也是在受到工人领导者的那种重复而混乱的威胁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威胁说，他们要放弃民主的方法，要诉诸暴力——历史决定论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一份遗产；这个伟大的运动以及它之遭到法西斯主义的悲剧性破坏给英国和美国的某些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G·E·R·格达伊）。

　　甚至在我摈弃历史决定论以后，我还做了几年社会主义者；并且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个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的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认识到试图实现平等就会使自由受到危险；如果丧失了自由，那么在不自由者当中甚至不可能有平等。

　　与历史决定论的邂逅是我智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给了我许多永远忘不了的教训。它教给了我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它使我成为一个可错论者，它使我铭记智力上谦虚的价值；并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与这个邂逅相比，我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些类似模式的邂逅——大约是同时发生的（都发生在1919年）——的重要性就比较次要了。

　　回顾那年我惊奇地感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影响一个人智力发展的事情竟会如此之多。因为在同时我知道爱因斯坦，这对我思想的影响成为支配性的。从长远来看，也许是所有影响中最重要的。1919年5月，爱因斯坦关于日食的预言被两个英国探测队成功地验证了。由于这些验证，一个新的引力理论和一门新的宇宙学，不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且作为对牛顿引力理论的一次真正的改革——更好地接近真理——突然出现了。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作了一次讲演，我聆听了这次讲演；但是我只记得我感到眼花缭乱。这件事完全超出我的理解力以外。我一直受到一种把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动力学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一并接受的气氛的熏陶。甚至马赫在他的《力学的科学》一书中虽然批判了牛顿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理论，但还是保留了牛顿定律——包括惯性定律，他为这个定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引人入胜的阐释。他尽管考虑到一种非牛顿理论的可能性，但却认为在我们开始着手这种理论之前，必须等待新的经验，而这种新经验也许会来自新物理学或天文学关于空间区域的知识，那种空间区域中容纳了比我们太阳系中所能发现的更迅速更复杂的运动。赫兹的力学除了对它的描述以外，也没有背离牛顿力学。

　　对牛顿力学真理性的一般假定当然是它的惊人成功的结果，海王星的发现是成功的顶点。这个成功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正如我后来说的）牛顿力学反复地纠正了它打算说明的经验材料。然而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设法提出了一个真正可供选择的理论，并且看来是一个更好的理论，而并没有去等待新的经验。像牛顿自己一样，他在我们太阳系内（和太阳系外）预见到了一些新的效应。并且其中某些预见在检验时，已证明是成功的。

　　幸运的是，一位出色的学数学的年轻学生马克斯·艾尔斯坦向我介绍了这些思想，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于1922年去世，死的时候只有21岁。他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爱因斯坦在那时和后来几年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所以他强调爱因斯坦理论的客观方面：场论的探讨；电动力学、力学以及它们的新联系；关于新宇宙学的惊人的思想——一个有限而又无边的宇宙。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因斯坦自己把牛顿理论看作非常接近事实的理论，是支持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且爱因斯坦虽然确信他的理论比牛顿理论更接近事实，但他把自己的理论仅仅看作是走向更普遍的理论的一步；而且甚至在日食的观察之前，赫尔曼·韦尔就已经出版了一本书（《空间、时间、物质》，1918年德文版），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普遍、更包罗万象的理论。

　　无疑，爱因斯坦把这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理论都铭记在心，因为他在另一处写道：“任何物理理论都不会获得比这更好的命运了。即一个理论本身指出创立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的道路，而在这个更为全面的理论中，原来的理论作为一个极限情况继续存在一下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明确的陈述：如果他的理论在某此检验中遭受失败，那么他就认为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例如，他因此写道：“如果由于引力势的光谱线红移不存在的话，那么广义相对论就站不住脚。”

　　这种态度与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与他们追随者的教条态度就更不同了。爱因斯坦那时正在寻找判决性实验，判决性实验与他的预见一致根本不会证实他的理论；而不一致的话，正如他第一个强调的，会表明他的理论站不住脚。

　　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它与那种经常声称要为他喜爱的理论寻找“证实”的教条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于1919年未，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去寻找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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