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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但是玛丽娅的心已不属于这位音乐王子了,在回信上冷冷地说:“我只能写上廖廖数语,以表谢意……再见,请您记住我们。”

  “黄昏之梦”破灭了。弗雷德里克首次被迫尝到了上流社会蔑视他的苦果。但他不敢公开得罪沃特金斯基伯爵一家,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永远记住“黄昏之梦”的悲剧,在以后的音乐创作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1837年底,伯爵太太再次写信给弗雷德里克,请他帮忙找一位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没有回信,只是把她的来信和玛丽娅的信(便条)都塞进一个信封里,外面系上一条缎带,并草草写上一句:我的不幸。

  其实玛丽娅后来的婚姻也并不美满,1841年她当上了新娘,新郎是弗雷德里克和尼古拉所认识的沙贝克伯爵的儿子,不久俩人婚姻失败,玛丽娅再次结婚,活到77岁才去世。

  3. “出来吧,肖邦”

  1831年,一位男爵夫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巴黎。她从丈夫那里获得的生活费一年有3000法郎,这与戴尔芬娜每年10万法郎的赡养费无法相比。

  翌年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一部引起热烈反响的小说《安蒂亚娜》,署名为“乔治·桑”。从此法国19世纪上半期多了一位浪漫主义的有名女作家,她的原名为阿芒丁娜·露西·奥洛尔·杜班(1804—1876)。

  在乔治·桑的生活经历中有三个方面影响了她的创作:童年时期的田园生活,青春时期的不幸婚姻,30年代以后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接近。

  她闯入弗雷德里克个人生活时正是她生活经历的第三时期。

  这两位都具有驾驭浪漫主义创作感情的出色能力,以后双方的创作都受到了对方的影响。不过乔治·桑比弗雷德里克大6岁,而且给予后者最初的第一印象很糟糕。

  她穿着长裤,嘴里叼着雪茄,脚下的打蜡地板被踩得“吱吱”作响,哪有一点淑女小姐的风度。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就是笔名为乔治·桑的杜德望夫人。我不喜欢她的容貌,她的脸看上去让人感到有些别扭。她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不愿接近她。”

  1836年秋天,弗雷德里克写给父母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厌恶心情。

  他喜欢女性的美,甚至自己的某些性格也有女性化的影响。而乔治·桑外表上则是男性化,与弗雷德里克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错位”反差。

  也正是这个奇妙的差异引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

  弗雷德里克以后才逐渐知道乔治·桑的身世。她的曾祖父是法国18世纪有名的金融家,取得贵族的称号。祖父继承父业,当过收税官,业余写诗作曲,他与一个元帅的私生女结婚,这就是给予乔治·桑很大影响的祖母。

  乔治·桑4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拿破仑帝国的一位高级军官),从此靠祖母抚养,并成为祖母在诺昂地产的预定继承人。她13岁进入巴黎的一个修道院。祖母 去世后,她没有从母亲(在巴黎街头最低级剧院里跑龙套的角色)那里得到温暖,便匆忙结了婚,那年她才18岁。但丈夫杜德望男爵是一个平庸、粗暴的坚持夫权 的乡绅,3年之后她与丈夫分居。她来巴黎独立生活时,还要靠创作的笔来弥补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开支。

  乔治·桑厌恶男女不平等、尊贱偏见的世俗观念。热烈向往大自然的清新、自由的空气。平民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意境,激起她愤世嫉俗的反抗意识。

  她的男性化的外表装束正是内心叛逆精神的折射。由于她与男性过于亲热的频繁交往,引起了正统贵族阶层的种种责难,对她来说则是以这种浪漫自由的方式来抗争上流社会。

  乔治·桑能与弗雷德里克相识,这与李斯特有着很大关系,当时她也住在李斯特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套公寓里。

  当一大群客人光临弗雷德里克的住处时,乔治·桑也漫不经心地跟随在后面,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细腻心理观察了弗雷德里克的客厅:

  一架普雷耶尔三角钢琴搁置在醒目的角落里,简单的家具只是大沙发、椅子和茶几,四周零碎的小摆设则似乎成了客厅里的装饰音符。

  宽大洁白的细薄窗幔还是让客厅里的光线变得暗淡,加之烛光闪耀在钢琴周围,给人一种朦胧的浪漫情调。

  弗雷德里克想尽量使客人感到满意,但惟独避开了正在抽烟的乔治·桑,让一位作家前去陪她聊谈。

  乔治·桑也喜欢音乐,她的丈夫却讨厌她弹的琴声。如果说李斯特的演奏已经使得她陶醉,那么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则像在施展魔法,激起了她心底升腾起异样的忧伤感情。

  在以后的日子里,弗雷德里克只要一出现在社交场合里,总是有乔治·桑的身影紧紧追随,她的衣饰装束也随时转换花样。

  有一天晚上,弗雷德里克在自己的住处举行了小小音乐会。来客中李斯特的女友是典型的巴黎淑女打扮,显得典雅华贵。而乔治·桑一进门就让众人大吃一惊,她的紧衣胸衣外套着宽松的束腰长袍,裤子肥大下垂,几乎看不见鞋子。她不知从哪本书上学来的这一身土耳其民俗服饰。

  弗雷德里克琴声响起了,乔治·桑微微合上眼,静心聆听。她不和其他人说话,也不管是否有人提出抗议,嘴里吸着烟,似乎要让烟味弥漫了整个客厅。

  钢琴演奏结束了,众人喝着茶,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乔治·桑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依然不插话。

  夜深了,乔治·桑也走了,弗雷德里克写给父母的信(1836年12月13日)中也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今天有几位人物要到我这儿来,其中有桑夫人,而且李斯特要演奏,努力将歌唱……”

  显然乔治·桑半男半女的模样根本比不上康斯坦契娅、戴尔芬娜、玛丽娅等美丽小姐,或者说她严重损伤了弗雷德里克的审美标准。

  但是乔治·桑仍然不断地发出邀请,请弗雷德里克到诺昂去做客。

  她最后只好恳求李斯特及其女友,把弗雷德里克带来,并说:“我对他非常崇拜”,“我尊敬他”。

  遗憾的是弗雷德里克总是推辞。其实他不停地咳嗽和乔治·桑的不停地吸烟也无法相容,他俩再次见面已是一年多后的事了。

  朋友们都为弗雷德里克的身体健康担忧,居斯亭侯爵(戴尔芬娜丈夫的兄弟)恳求地说:“您必须让别人把你当成病人和孩子一样来照顾……你应该懂得,你在目前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注意身体。”

  去温泉疗养胜地的建议反而使弗雷德里克感到心烦意乱,这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想起玛丽娅的“秘书”身影和那场“黄昏之梦”的悲剧,他不愿再去触碰敏感的心灵伤口。

  这时朋友的忠告则成了喋喋不休的废话,休息和治疗也似乎是一种嘲讽和揶揄。他想躲开周围繁杂的一切,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1837年7月,巴黎沙龙的话题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内容,弗雷德里克宣布去英国伦敦度假,与他同行的是音乐出版商兼钢琴制造商加米尔·普雷耶尔。

  早在4年前,尼古拉就赞同弗雷德里克去伦敦,并鼓励他说:“你的作品应该成为你想去的所有地方的先行者……你的作品将会在英国驰名。”

  但是弗雷德里克这次去伦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举办音乐会,而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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