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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1947—1948年活动在柬埔寨中部的两个主要伊沙拉组织是由诺罗敦·占达朗塞亲王和布山分别领导的。占达朗塞亲王的组织活动集中在磅士卑北部，磅同一带。而布山是个农民，进过监狱，刑满释放后成了伊沙拉分子。和达春一样，他也被说成一个刀枪不入的强人，到1948年底，他手下的武装力量达1千多人。

　　在靠近越南的几个省，越南人的抵抗部队对伊沙拉运动影响很大。这些地方的柬埔寨游击队常常是由越南人指挥。游击队员经常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政治学校的学习，在那里学习马列主义。

　　更加接近共产主义的两个高棉人是梅昂和索。他们两人都在1945年参加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梅昂于1920年出生于越南茶荣，其父为柬埔寨人，其母为越南人。二次大战期间他在金边读书。1942年僧侣大游行之后，他离开了首都。1964他化名山玉明。他采用了山玉成和胡志明两个反法英雄的名字。人们常把他同胡志明联系起来。山玉明在50年代成了高棉人民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后来长期旅居北越。

　　索在30年代同山玉成一起当过和尚。他也出生在越南。到了1948年改名叫杜斯木。他后来成了柬埔寨劳动党的总书记。

　　到1948年底，高棉抵抗力量把国家划成四个军区：东南军区由高莫尼领导，东北军区由宋西江领导，西南军区由山王明领导，西北军区由高棉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达春领导。

　　到了50年代末，由于西哈努克实行了三次对伊沙拉分子的大赦，非共产党影响的伊沙拉运动大大衰落，同达春的伊沙拉势力的谈判开始了。结果，他同意归顺政府，但作为交换，他得到了在暹粒省的行政权。实际上，这里成了他的封地和独立王国。

　　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伊沙拉运动依然很活跃。

　　◎7　半个独立

　　自1948年5月再赴巴黎进行独立谈判毫无结果以来，西哈努克考虑最多的恐怕是独立问题。就他的愿望来看，的确想尽快赢得王国的独立。然而在行动上，他始终挣脱不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他对法国怀有感情，不愿因独立问题同法国闹僵，总幻想法国能通情达理，和平地放弃对柬埔寨的“保护”。然而，这样一来，往往使人们感到国王并不真心地争取独立。况且法国并本理解和体谅他，也无意那样做。另一方面，他也想高举独立的大旗，通过同法国不妥协的斗争争取独立，从而赢得崇高的民族威望。然而最终，他没有不顾感情，公然以法国为敌。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采取了民主党的战略。无论如何他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好斗的民主党人。

　　西哈努克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他25岁生日庆典时明显地表现出来。

　　1947年10月31日是西哈努克25岁的生日，按照惯例，法国驻柬专员卢贝先生应在这一天到王宫来向国王祝贺，并发表贺词。法国专员的贺词内容也要在三天前通知国王，以便国王起草答词。一般来说，贺词不会涉及任何敏感的棘手问题，只是畅叙传统的友谊和称颂这种友谊的“万古长青”。然而这次贺词却非同一般。贺词对民主党争取民族独立的宣传给予了尖锐的回击，并表示，柬埔寨还不具备独立的条件，柬埔寨还没有足够数量的、胜任的军政干部和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如果法国给予柬埔寨独立，它就会停滞不前，而且还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

　　西哈努克对贺词中的内容感到棘手。不过他还是耐心等待他的法籍私人顾问马蒂维先生为他起草的答词，看他是否可以巧妙地避开那个令人烦恼的话题。果然，答词写得正如他担心的那样，使他非常为难。如果照稿宣读，人们一定会认为国王是在为法国的保护制度进行辩护。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经过一天的思索，他决定另起炉灶，亲自起草一份答词。在庆祝生日的宴会上，西哈努克宣读了他自己起草的讲稿。他说，世界上有许多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根本不能与柬埔寨相比，因此，这些国家的行政管理也表现得很不得力，既混乱而又无秩序，而柬埔寨不然，一旦获得独立，决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显然这一答词同法国专员的贺词大相径庭。它像一颗炸弹，使会场顿时出现紧张气氛。人们都惊呆了，卢贝脸上也露出了难以掩饰的不满情绪。在场的高棉人在窃窃私语。

　　在10月31日生日庆典之前，西哈努克可以说一直是一个顺从的君主，对法国人的建议是俯首帖耳。但这一天，当听到“高棉人不配独立”的说法时，他实在无法容忍了。尽管他的反应是克制的，但毕竟表现出了反抗的一面。

　　第二天，不少柬埔寨人对国王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感到非常高兴。一些民主党人也前来觐见，祝贺他的转变。他们大概认为国王真的要同他们站在一起，成为民族独立战士了。

　　其实不然，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认为卢贝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柬埔寨仅仅依靠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和制造动乱的家伙们，那末柬埔寨的前途是可悲的。事实已证明，多数民主党人，在他们掌权以后，不论在行政管理还是在经济管理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无能。”

　　到了1947年底，西哈努克仍然没有迎来独立的曙光。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失望。不过，使他能感到一点快慰的是，这一年，柬埔寨收回了1941年被泰国夺去的马德望、暹粒等领土。西哈努克称这是柬埔寨的“阿尔萨斯一洛林”。泰国并不愿意归还这些领土。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泰国站到了轴心国一边向盟军宣战，这铸成了大错。战后，它需要得到盟国的谅解，原谅它在战争中的行为，而且它请求加入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所以不得不放弃这两个省份。

　　关于移交这些领土的谈判是在美国华盛顿进行的。宋双作为西哈努克的高级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出席了签字仪式。蒂埃里·阿尔让海军上将代表法国在马德望举行了将失而复得的领土转交给西哈努克的仪式。

　　但是，关于柬埔寨人要求归还越南夺去的交趾支那的部分，法国却置之不理。尽管1863年柬法条约的策划者、当时的印度支那总督曾许下过诺言，但法国国会还是于1949年5月21日通过决议，把整个交趾支那永远划归越南。这样，就使那里的60万柬埔寨人失去了自己的祖国。

　　1948年，西哈努克继续就独立问题向法国发动攻势。在过当笃节（展览节）时，他写信给法国专员，要求法国承认柬埔寨的独立。他写道：“如果我谈到独立，这是因为这个词及同这个词有关的一切构成了解决高棉一法国关系的关键……我最渴望的是，我国人民能得到和平和自由，法国和我国之间达到完全谅解……我最关心的不是我的王冠，而是柬埔寨的主权。我最大的抱负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高棉王国。我所期待的不是同胞们的感谢，也不是他们的酬劳，因为任何人都不是他自己国家命运的预言家。我向法国保证我绝不提出任何有损于法国一高棉合作的要求，只要求我国能有权收回对于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还缺少的那些东西，我对我的同胞们从来没有任何隐瞒。我并没有否认我的子民们还有缺点，也没有否认我们国家仍缺少有知识和有能力的人，更没有否认我们的行政管理经验还很不足，但我认为这些并不能构成我国人民行使主权的障碍。很多例子告诉我们，不少独立国家也有盗用公款、政治丑闻、骚乱、造反、甚至是革命的发生！我以为不能因为对人们的这些缺点有某些看法，法国就不能尽快满足我们的正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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