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25)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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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1953年，巴黎的高棉学生联合会被解散以后，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学生组织“高棉学生联盟”，其主要领导成员有英萨利、乔森潘、胡荣、秀木。该组织特别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956年，英萨利也回到了柬埔寨。他以历史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无疑加强了沙洛特绍等人的力量。这时，沙洛特绍、英萨利已有可能把他们身边的一批留法青年组织成一个集团。后来，他们被称为“巴黎帮”。他们不大重视、甚至蔑视参加过越南控制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高棉老战士，认为他们是一批缺乏理论知识的一“乡巴佬”。而那些土生土长的高棉革命者则认为“巴黎帮”根本光视柬埔寨国内条件，只会抄袭马列主义词句。他们之间的分歧还不只这些。导致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主要政治分歧集中在革命路线上。高棉老战士认为，主要革命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巴黎帮”则认为是封建主义的西哈努克及其政权。在革命的策略上，老战士主张联合越南和西哈努克，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的染指；而“巴黎帮”则主张切断同越南的联系，独立进行反封建的革命。　　当国内的以沙洛特绍和英萨利为首的青年激进派形成一股新兴政治势力的时候，乔森潘、胡荣、符宁完成了他们在巴黎的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了金边。这些人当然也属于“巴黎帮”，也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但，他们同沙洛特绍派稍有不同。他们在政治上较温和，反对过分的强硬路线。他们比较倾向老战士的立场，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联合西哈努克。因此，这些人回国后并未立即转入地下革命活动。胡荣回国后，建立了一个私立学校，不久，又加入了西哈努克的“捍卫中立委员会”，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乔森潘回国后，办了一份报纸，因为宣传左派观点被警察查封了，他本人也被监禁了一个月。出狱后，他进入了胡荣的学校工作。宋成回国后，也成了一个教员，后来还参加了西哈努克的“人民社会同盟党”。然而，这些人仍然没有断绝同从事地下活动的“巴黎帮”的联系。　　这些人的温和立场引起了西哈努克的注意。他们的高深才学也博得了西哈努克的欣赏。1980年，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称胡荣为“超级知识分子”。这些似乎多少抵消了他对这些人所持的革命立场的反感情绪。为了实现振兴国家的宏大目标，西哈努克一度大胆地起用了这批才子。胡荣后来成了他的政府的经济计划部长，符宁成为国务部长，乔森潘成了商务部长。当1963年初学生运动高涨时，西哈努克加紧了对左派的排斥。这时，这些左派部长被解职了。　　这批人同西哈努克的公开合作一直持续到1967。这年，发生了三洛的农民暴动。当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农民和城市左派的时候，他们才对西哈努克失去信心，进入了丛林，加入了早已由沙洛特绍牢固控制的高棉劳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尽管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后没有直接投入地下斗争，但丝毫没有影响以沙洛特绍为首的左派集团在高棉人民革命党内迅速崛起。这个集团就是红色高棉和柬共的核心。　　1955年，留在柬埔寨的高棉人民革命党所处的不利环境，又为这个左派集团在党内声望的提高提供了催化剂。这年的全国大选中，西哈努克领导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了全胜，取得了国民议会中的全部议席。这一胜利吓坏了人民革命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例如，这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绍兴叛变了革命；·另一个主要领导成员N·T·农也自行脱离了革命。许多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和党员也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从而造成了大批党组织的瓦解。柬共的历史写道：“从1955年到1959年，农村地区的党委损失了90％的干部和党员。……只有10％的革命运动还在活动……”党的领导人的叛变和脱逃，以及领导作用的软弱无力，似乎证明了青年左派集团对老一代高棉革命者的蔑视是有道理的；同时，也向全党显示了这个集团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从而使该集团在党内的影响迅速扩大。　　到了1960年，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激进派再也不能容忍党的这种软弱无力状况继续下去了。这时，中央领导只剩下杜斯木和索平两人。很显然，年轻的激进派们开始问鼎党的最高领导权了。　　在这种形势下，高棉人民革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0年9月在金边火车站的一所破房子里正式举行。共有21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建立马列主义政党”，取名为柬埔寨劳动党。大会选出8名中央委员，杜斯木为书记，农谢为副书记，他们同波尔布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英萨利进入了中委，为中央第5号人物。　　这次选举是老战士派和青年激进派进行的第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老战士派仍略占上风。在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除山玉明等几名当选委员仍在越南以外，两派各有三个中委。但书记和副书记均为老战士派。此外，这次大会仍有亲越的色彩，如党的名称仍效仿了越南劳动党。这反映了老战士派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这次代表大会是青年激进派的一大胜利。他们毕竟触摸到了人民革命党的权柄。几年前，还被人看作只会背诵马列主义教条的书生现在居然进入了中央领导层，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然而，尽管如此，对青年激进派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较量的结束。他们要继续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向和路线改造和重建这个党。　　1962年的一个偶然事件为再次较量提供了机会。这年7月，中央书记杜斯木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杀。这一事件留下了权力真空，从而引发了第二次较量。　　这次较量是决定性的。它发生在1963年2月党的又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次，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激进派占了绝对优势。大会选出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央委员会，英萨利进入了常委。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由于他们之间的连襟关系（波氏夫人乔帕娜莉和英氏夫人英蒂丽是同胞姐妹），使这个权力的核心更加牢固。现在，权力基本上转到了“巴黎帮”手中。老战士派失势还表现在，党的路线有了根本的变化：第一，党决定独立地领导柬革命，这意味着割断同越南的关系；第二，党决定开始发动农村武装斗争，这表明，主张联合西哈努克的温和路线遭到了否定。　　这次会议后不久，由于西哈努克加强了对左派势力的镇压，以沙洛特绍为首的中央机关进入了丛林。党的领导中心和工作重心转向了农村。接着，武装的游击队便诞生了。这标志着红色高棉正式崛起。在以后的几年里，红色高棉成了西哈努克的主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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