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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他的号召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响应。然而那些美援的直接受惠者,尽管是西哈努克的支持者或他的同僚,却都持一种明从暗抗的态度。那些用美元喂肥的政治家们同西哈努克的矛盾,开始激剧发展了。这些人成了1970年美国策划推翻西哈努克政权的政治基础。其代表人物就是朗诺和施里玛达等。

  在中止美援之前,西哈努克先采取了某些预备性措施。如对进出口贸易、私人银行、私人酒厂等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公私合营;对进口奢侈品加以限制;对进口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也加以控制;对国家分配用来进口商品的外汇额也进行了严格控制。这样,就有效地堵塞了中饱私囊的各种渠道。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吴松山携巨款潜逃的事件,涉及到包括朗诺、施里玛达在内的一大批军政头目。

  吴松山是在泰国出生的华裔。他从泰国带了一大笔钱来到金边,据说是要做生意。当时西哈努克正在鼓动私人投资。于是他在柬埔寨建起了汽车旅馆和奶制品加工厂。后来又在金边办了一家银行,而主要资金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施里玛达成了这家银行的股东之一,而且还是吴松山的主要支持者和保护人。

  当时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宋双发现吴松山是一个骗子。许多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将他们的资产和周转资金都存人这家私人银行。通过调查,还发现吴松山收买了大批政府官员、议员、国营企业的负责人。西哈努克立即命令几名会计检查该银行的帐目。不料,吴松山早已逃之夭夭,连装现金的保险柜都空空如也。他像盗贼一样,利用夜深人静之时,乘坐一架金边航空俱乐部的飞机飞往西贡,从西贡又跑到曼谷,投靠了山玉成,并成为自由高棉头目中仅次于山玉成、桑·萨里的第三号人物。

  吴松山所以能预先脱逃,是有人向他走漏了风声。这人就是施里玛达。在后来查帐过程中,发现施里玛达、隆波烈、严森波等国民议会全体右派成员都卷了进去。为了逮捕这些议员,西哈努克首先向国民议会提交一个议案,要撤销他们作为议员的豁免权。但这个议案未能通过,因为与此案有牵连的议员太多了。这些人从该银行获取了多少好处,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这个银行投了多少钱,无法弄清。据说,吴松山潜逃时,带走了四亿瑞尔,相当于1000万美元。这个震惊全国的事件被报界称为“二S之战”——代表国家银行的宋双(Son Sann)同金边银行的吴松山(SonSakd)之间的斗争。

  吴松山被缺席审讯后被判处死刑。但在1970年朗诺—施里玛达政变以后,急忙撤销了对吴的判决,并允许他返回金边。后来,他居然回来了。

  这一事件促使西哈努克下决心对一些重要金融、商业和生产企业国有化,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切断同美国经济联系的决心。他坚信,吴松山背后的靠山是美国的经济援助。

  但真正促使西哈努克把决心变成行动的,还不是经济上的因素,而是安全和政治上的因素。

  1963年对柬埔寨来说,的确是多事之秋。在1959年一连串的阴谋活动失败之后,似乎出现了一段间歇。但这之后,对西哈努克的威胁又加剧了。

  这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金边,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后,西哈努克乘敞篷汽车陪同刘少奇,在两旁欢迎群众欢呼声中驰往首都中心。这是一次成功的盛大的迎宾活动。然而,如果不是在这之前有效地破获了一起爆炸阴谋的话,那历史就得改写。

  就在这次预先安排好的国事访问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两个从台湾来的陌生人到了机场路旁边的一所房子里住了下来。其中一人是台湾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这两个人每天在秘密地挖一条地道,通往马路的中心,准备把一枚美国制的定时炸弹安置在那里,等西哈努克和刘少奇的汽车一到就引爆炸弹,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然而,这两个台湾人的秘密行踪却被北京发觉了。这一情报迅速传到了西哈努克的安全部门。金边方面立即派出警察进行监视,当他们开始作案时,被当场抓获,缴获了挖掘工具、炸弹以及伪造的身份证明书等。他们交待了同中央情报局勾结的细节,最后依法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枪决。1970年,朗诺上台以后,将这二人释放,送还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还是在这一年,又一起秘密活动同样与中央情报局有关。一天,金边的海关缉查人员发现寄交美国大使馆的几个箱子有些可疑,于是他们申请开箱检查。但是,按常规,寄交大使馆的任何物品均享有外交豁免权。由于缉查人员对自己的推测十分肯定,要求被批准了。开箱后,果然不出所料,全是武器。显然,这些武器是供应自由高棉分子的。柬埔寨的情报机构已经获悉,中央情报局正在等待自由高棉从境外的渗透和进攻,他们正准备在柬境内建立一支第五纵队,作为内应。这些武器就是派作这一用场的。

  到1963年,山玉成的自由高棉加强了对西哈努克的宣传攻势。他在境外分别设了两个无线电台,整天对西哈努克进行漫骂和攻击。这是由美国的报刊舆论煽动起来的,其他西方国家也起而响应,添火加油。西哈努克把这称作为“语言侵略”。

  山玉成的无线电台广播显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这一点从柬埔寨俘获的一名山玉成分子的口供中得到了证实。此人叫普雷伊,是荣胶省省长的侄子,也是山玉成手下的一个头目。他从他叔叔那里弄到了通行证,并得到康托尔首相的批准,同另一个山玉成分子森赛来到了金边,准备同西哈努克谈判,其目的大概是想说服西哈努克改变反西方的政策。但他们被逮捕了,并押到了有10万人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森赛供认是美国在援助山玉成,并提供了无线电发射机。但普雷伊拒绝回答。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对他一顿痛打。他后经审讯被判以死刑。

  就在这次国民大会上,西哈努克宣布中止美国的援助,并旦抗议美国对自由高棉的支持,但是美国方面仍拒绝承认,并坚持说自由高棉及其电台都在柬埔寨境内。

  西哈努克的举动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他急忙同国务院的官员们讨论柬埔寨的局势。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告诉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确实在倒西哈努克活动中“投进了钱”。他建议美国一口否认,从而使这一问题得以澄清。肯尼迪总统同意了这一建议,随后便派与西哈努克保持私人友好关系的迪安·艾奇逊律师(他曾经作为西哈努克的律师在海牙国际法院为柬埔寨打赢了一起与泰国的领土官司)到金边,来安抚这位亲王,以便使他平静下来。助理国务卿要求肯尼迪过几天看看情况以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总统说:“OK,我们等到周末再说。”不料,两天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肯尼迪会采取什么行动。

  就在这一年,死了三个与西哈努克有关的人。他们都是他的敌人。一个是南越的吴庭艳,他由于腐败无能而且飞扬跋扈遭到后台老板美国人的唾弃,最后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在此过程中,他被击毙。后来一个被刺身亡的是肯尼迪。再后来,就是泰国的总理沙立。对此,西哈努克不无快慰。他在沙立死后,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的末尾,他说道:“所有这三个人总是想破坏我们的中立,给我们制造麻烦和带来不幸。他们现在在地狱可以为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基地了。我们的其他敌人将加入他们的行列。上天将惩罚和平中立的柬埔寨的所有的敌人。我们的先王的神灵保佑我们。”西哈努克让柬埔寨为这三个人的死举行三天的庆祝,鼓励人们带上红袖,每晚在王官前举行集会和音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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