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36)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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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越南战争的升级把西哈努克进一步推向左转，他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更加同情和支持了。这以后，他为北越和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抵抗运动提供了不少方便。实际上，他默许了民族解放阵线把柬埔寨靠近越柬边境的领土，特别是深入南越领土的鹦鹉嘴地区，当作后勤供给地和庇护所。　　1965年5月初，美国空军对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进行了轰炸。在这次轰炸中，有几十名柬埔寨平民被炸死。这一事件对西哈努克是极大的打击。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他焦急万分，夜不能寐。同时，他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已经忍无可忍。最后，在同宾努亲王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之后，终于决定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一个小小的柬埔寨敢于同美国这样一个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进行对抗，可以想像，它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的确，作出这一决定，对于西哈努克这个弱国之君并非易事。他在描述他作出这一惊人之举时的心怀时写道：“作出这种重大决定的过程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是很痛苦的，它不仅使我好几夜不能成眠，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个不发达的小国居然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彻底赶走，这可不是一桩小事。看来导致公开和暗中的报复会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不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农村的人民在红色高棉的影响下将会对我感到幻灭，还会指责我已经成为亲帝国主义的卖国贼。” 　　当西哈努克正在下决心同美国决裂时，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对亲王和王后有侮辱性的文章。文章说，亲王有几个小妾；说亲王的母亲“爱财如命”，而且管理着“城郊的一大串技院”。这使亲王火冒三丈，不仅坚定了他断交的决心，而且还激起了又一次在美国驻金边使馆门前的群众示威。　　历史有时是那样惊人的奇妙。在《新闻周刊》上发表那篇侮辱性文章的记者伯纳德·克里舍，后来竟成了西哈努克的挚友。他们是在万隆会议上认识的，不久成了朋友。1990年，两人居然还合著了西哈努克的一部回忆录：《我所认识的世界领袖们》。在这部书里，他重提了那篇不幸的文章，坦率地表示了悔过。他写道：“我在《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中犯一个我迄今十分后悔的严重错误。我并不真正了解‘亲王受600万人民爱戴，而且尽管他曾正式放弃王位不当国家元首，他还是被尊敬为王爷……’而当时我从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偶然听到了一种攻击王室的传闻，说西哈努克的母后是‘财迷’，‘大城小镇都有她经营的买卖和妓院’。”克里舍还说：“现在回想起来很清楚，这些话就是犯了不敬罪，削弱了我煞费苦心提供给美国人的有关柬埔寨情况的客观报道。……不到一个星期，他（西哈努克）抨击了我和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在金边美国使馆前的群众示威。窗户玻璃被砸了，传单上写着：‘克里舍滚出去！’柬埔寨《现实周刊》在头版头条措词强硬地谩骂美国、《新闻周刊》——特别是我（种种罪名，还说我是男妓）。” 　　克里舍被宣布永远不得进入柬埔寨。他后来意识到他报道的失实，他想保全面子而不肯道歉。然而他仍希望亲王能恢复对他的好感，于是他利用亲王生日的机会寄出了一张漂亮的生日贺卡。这一张贺卡一下子驱散了亲王的怒气。亲王原谅了他，并邀请他再访柬埔寨。但后来的事变把这对朋友的相会推迟了14年。“不打不相识”，这再次印证了中国的这句老话。　　就是这篇轻率的文章，使柬美关系的历史发生了转折。　　1965年5月3日，西哈努克正式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断交之后，西哈努克更加公开地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他为越南南北交通联系和中国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略援助提供了方便。1965年以前，北越和中国的供应物资都是从海上运往南方。但从1966年起，美国加强了海上封锁，迫使北越在越老、越柬边境的老柬一侧修筑一条南北向的秘密通道。这就是著名的、在战争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胡志明小道”。与此同时，中国为支援越南人民，在柬境内开辟了一条连接西哈努克港（即磅逊港）和鹦鹉嘴地区的秘密运输线。许多柬埔寨边境地区都被用来服务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特别是鹦鹉嘴地区，它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和后方战略基地。柬埔寨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都是与西哈努克的援越抗美立场分不开的。　　◎19　柬共走向武装斗争　　1963年2月，高棉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沙洛特绍、英萨利、宋成等党的中央领导人便离开金边，同时也将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90％的中央委员深入到波萝勉、磅湛、蒙多基里、腊塔那基里等省，开展革命的发动工作。他们的任务是：组织发动穷苦的农民，推翻西哈努克的封建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但是到了1965年前后，柬埔寨的政治形势却使高棉劳动党无所适从，至少使它的反对西哈努克封建统治的口号变得软弱无力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西哈努克政策的左转：1964年拒绝了美国的援助，1965年又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又公开站在越南人民一边抗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尔后，又公开为越南的抗美战争提供方便。所有这些，使那些革命者极为被动。特别是当美国的侵略战争在越南升级以后，战火有可能蔓延到柬埔寨的时候，高棉劳动党内有些人开始怀疑：是否继续发动反西哈努克政权的革命运动？　　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另一个因素来自越南。面临美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越南劳动党开始要求高棉劳动党调整其策略，实行同西哈努克合作的政策，配合印度支那的抗美救国战争。看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正当的要求。　　面临这种形势和压力，高棉劳动党内部思想出现了混乱。特别是党内的亲越派势力开始活跃起来。如果柬越两党真的在反美问题上接近起来，或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肯定会使党内的独立派深感忧虑。尤其是，考虑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留居在越南的高棉革命党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作用，高棉劳动党的主要领导人更感到忧心忡忡。因此，为确定新的路线和策略，有必要了解一下越南党的真实意图，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一下柬越两党的关系。这成了高棉劳动党领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1965年9月的一天，在炎热泥泞的胡志明小道上长途跋涉着一位中年汉子。他头顶草帽，脚蹬破鞋，衣衫褴褛，正朝北方走去。他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在这条小路上行进了数月，穿过了老挝，终于进入了北越，来到了河内。　　此人在高棉劳动党的根据地被称作“老大兄弟”。实际上他就是沙洛特绍，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从柬埔寨磅逊省出发，只身来到河内，其使命就是要弄清越南党的底细和两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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