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40)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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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21　阴谋政变　　1969年8月以后，柬埔寨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角，这就是西索瓦·施里玛达。施里玛达比西哈努克年长9岁。和西哈努克一样，他是在西贡的沙土鲁·罗巴中学受教育的。在那里他同朗诺成了好友。他们二人在二战前就开始了政治生涯。施里玛达在50年代初担任过军队和内阁的职务。后来又出任过驻外大使。他是皇室家族的一个旁系，虽然也享有亲王的称号，但不可能是皇权的继承者。从家族关系上看，他是西哈努克的表兄。西哈努克形容施里玛达“是个阴险毒辣、不守信义、嫉妒成性的恶棍，但是个聪明人”。施里玛达一直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自60年代前半期，西哈努克宣布进出口贸易国有化以后，他就一直持反对态度。他一直渴望恢复同美国的关系，其亲美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自施里玛达上台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开始活跃起来，因为他们终于又发现了一个值得下赌注的柬埔寨政客。从此，他们又开始干起了1959年屡遭失败的那种勾当。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利用达春颠覆西哈努克政权失败以后，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流亡在泰国境内的山玉成身上。美国投下了大笔金钱来训练他手下的这批自由高棉武装，打算用这支武装入侵柬埔寨，推翻西哈努克政权。　　朗诺对亲王的表面忠诚骗取了西哈努克的信任，其实他早在觊觎最高权力。1966年大选产生的国会，成了右翼势力的大聚会，成了他敢于进行政治冒险的强大后盾。1968年8月，他再次当选首相以后，便着手实现他的野心。1969年9月，他同山玉成进行了秘密联系，对推翻西哈努克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实际上，在这之前的好几个月，朗诺就开始接纳山玉成派来的、伪装成向政府投诚的自由高棉士兵。开始是小股的“开小差”的士兵来“投诚”，而后是成批的“投诚者”越过边界。当时任武装部队参谋长的朗诺把这一情况归功于他对卖国贼的宣传工作的成果。他向西哈努克建议：“我已经说服了那些突击队投降了，他们已经反悔了。他们承认是受了美国人的利用，并表示愿意为柬埔寨的中立而战，希望得到您的宽恕。我们收留他们吧？”亲王信以为真，说：“收留他们。”就这样，亲王再一次上了朗诺的当。朗诺把这些武装人员安置在邻近泰国的马德望省。他甚至还把其中的一部分吸收到金边卫戍部队和宪兵里来。被愚弄的西哈努克还专门拿出一百万瑞尔作为他们的安置补助，同时也鼓励更多的人学习他们的榜样、但他们拒绝收这笔钱，声称他们是“出于爱国的理由而逃跑的”，从而表明他们是多么的忠诚。但后来西哈努克才知道，那点补助金远远无法同他们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收的美元相比。　　据西哈努克从美国方面获得的消息，在朗诺和施里玛达成为首相、副首相以后，中央情报局就为他们拟定好了一个政变的计划。剩下的事就是由他们两人确定政变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其他细节了。　　9月3日，胡志明逝世。西哈努克决定参加他的葬礼。当亲王的飞机刚一起飞，前来送行的施里玛达便转过身对朗诺及其同伙耳语——现在是罢黜西哈努克最好的时候。但是，那时，他们的准备工作显然不成熟。而且朗诺的妻子刚刚去世不久，他正在忙于按照佛教的传统办理丧事。　　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朗诺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肩部受伤，不得不离开柬埔寨到巴黎郊外的一所美国医院就医。这样，他们的行动计划就拖延了。　　尽管如此，遥远的距离也没有阻止他们的密谋。就在朗诺住院的同时，有几个美国“病人”也住进了这家医院。这些“病人”实际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制造政变的专家。朗话通过电话，每天同金边进行联系和发出指示。　　这期间，在金边的西哈努克处境已日趋难堪。朗诺离开之后，施里玛达便代理首相职务。他通知各大臣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禁止他们直接送任何文件给国家元首。一切文件都须首先送到首相办公室，先由他对文件进行审查挑选之后，再送国家元首。谁如果违反了这一指令，就将受到“严厉的处分”。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把西哈努克架空了。　　在国家的大政方针方面，施里玛达改弦易辙，公开修改西哈努克的政策。他废除了国有化措施，放松了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结束了国家对酒、药等商品的生产垄断权，允许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进行经营活动。　　对于施里玛达的倒行逆施西哈努克非常气愤。他最后决定用他的王牌——他在人民中的威望来扭转他的被动局面。于是他于12月21日举行了一次例行的、用以体现民意的国民大会。他要让人民代表在西哈努克和施里玛达之间进行选择，要他们对双方的政策做出裁决。他相信，他能够赢得人民。　　为了破坏这次国民大会，朗诺的弟弟朗农上校让一些渗入金边卫戍部队的自由高棉分子混人代表中间进行捣乱。但是红色高棉却动员了他们的支持者，来捍卫西哈努克的政策。当大会投票表决的时候，反对施里玛达的倒退政策的意见控制了整个会场。自由高棉分子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也随大流投了西哈努克的票。表决结果是全体一致反对施里玛达的措施。　　这次大会开过后几天，西哈努克就住进了医院。他够累的了。政治斗争把他拖垮了。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糖尿病、胆固醇过高、尿酸过多和肝功能减退，多种疾病折磨着他。住院后不久，即1970年1月7日，他便携夫人莫尼克以及包括宾努亲王在内的随行人员离开了柬埔寨，到法国进行他例行的治疗和休养。　　为什么西哈努克在这政治斗争最关键时刻离开柬埔寨？最可能的答案是他还没有估计到，事情会严重到发动政变把他废黜的程度。当然，也有其他因素。这就是他本人在回忆录中说明的，即让施里玛达面对将要出现的烂摊子自作自受，自食其果。他写道：“就让施里玛达和他的支持者们放手去干，让他们看看通过废除我的政策，他们能把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得怎样，那对他们将会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我打算在接受治疗后到巴黎、莫斯科和北京进行政治性访问。在这些访问中我将寻求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回国后可以有力量作出新的努力，依靠我们自己的办法和我们的真正的朋友的帮助，对我们的经济进行整顿。我深信施里玛达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准会让见不得人的金钱交易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以致于这个国家将会很高兴地回到在独立初期所制定的路线卜来。” 　　1970年2月18日，朗诺回到了柬埔寨。这时，西哈努克正好在法国。这为他们的阴谋创造了方便条件。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策划。有时他们在朗诺或施里玛达的家里举行会议。为了避免西哈努克的秘密警察发现，有时则在行驶中的小汽车里举行秘密会议。　　2月底，朗诺同山玉成进行了联系，并相互见面商定，在推翻西哈努克问题上双方相互支持。经过周密的策划，他们决定把西哈努克与越共的友好关系作为推翻西哈努克的借口。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柬埔寨人的心里深深地埋着对越南人的世仇，只有这一点才能煽动起民众对西哈努克的不满。为此，他掀起了一股反对越共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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