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62)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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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推动越地区霸权主义恶性膨胀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那就是苏联出于自己的世界霸权的需要支持和纵容越南霸权主义。70年代，正值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高潮。双方争夺的热点正在向亚太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扩展。苏联急需在印度支那建立基地，而越南是建立这种基地的最佳位置。因为它和菲律宾遥遥相对，正好对美国在那里的基地构成威胁。为了在越南建立基地，苏联必然对越南投其所好。而这时越对苏也有所求。它希望能从苏联获得更多的援助，对它在印支称霸给以更多的支持。这样，双方互有所求，一拍即合。从1975年开始，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进攻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和援助。　　1978年6月29日，苏联把越南拉人了“经互会”，在经济上、政治上为越南打气输血，把越南封为“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可靠前哨”。8月中，苏联把大量包括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运到越南。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源源不断进入越南，短短几个月就达4000多人。与此同时，苏联开始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11月，黎笋、范文同访问莫斯科，签订了军事同盟性质的所谓“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答应“供给武器弹药”，并“在将来的冲突中，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同时公然宣称同越南进行“军事合作”。接着，在莫斯科开会的华沙条约组织也声称要增加军费，“共同声援”越南的入侵活动。　　在这一系列的支持和怂恿下，黎笋集团有恃无恐。黎笋在莫斯科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回来后仅52天，对柬埔寨的全面入侵便开始了。　　在越南入侵的过程中，民主柬埔寨垮台之快，损失之惨重，除了敌我力量悬殊以外，它自身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胜利以后，柬共在国内推行了一套极“左”的路线。这表现在，第一，阶级斗争扩大化，大搞肃反运动。许多原柬共高级领导人因意见分歧而被当作敌人清洗。原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长胡荣因对疏散城市人口有意见而被清洗；原教育和新闻部长符宁由于反对对越的极端政策而被清洗。凡是同越南关系密切的都有被清洗的危险。这就把一大批同志、朋友推到了越南方面。再加上越南在柬党内、军内不断进行策反活动，使大批领导干部不断反叛和投敌。越南侵柬以后，在金边成立的伪政权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桑林就是其中一例。他曾是柬共东部大区的区委委员、第四师师长兼政委。　　第二，过激的社会经济政策。柬共领导人认为城市是罪恶的渊薮，反动势力往往出在城市，所以要改造城市，办法就是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所以柬共进城以后，让市民不分男女长幼，老弱病残，一律离开城市。而农村又一时不具备容纳大量人口的生活设施，致使很多人死于农村恶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在农村建立各种合作社、公社、新村之类，很多地方是集体住、集体吃、集体劳动，造成一些家庭成员长期分居。婚姻自由也受到于预。宗教设施和宗教信仰实际上受到破坏和限制。在全国取消货币，实行物物交换，实行供给制。1975年前参加革命的人供应标准较高，其他则基本上大平均。西哈努克后来回忆说，1975年9月回到柬埔寨以后，红色高棉领导人对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成为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的全部条件。我们在共产主义化方面甚至能超过我们的中国兄弟。”在其他共产党国家，必须首先经过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完成之后，再进入共产主义。但“我们只来一个大跃进就行了。我们可以达到地道共产主义化的目标。我们可以比中国或其他兄弟国家更快地进入地道的共产主义”。　　第三，忽视统战，排斥甚至迫害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在全国关闭了全部大中学校。教师、知识分子基本上被赶到农村务农，接受再教育。革命后，一些归国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外国侨民也不予保护。在金边，23万华侨和30万越侨也必须到农村劳动。统战范围极其有限。如果说对西哈努克、宾努还算有所体现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家人、子女以及下属就另当别论了。据西哈努克说，他的夫人莫尼克的长辈被杀了，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及两个女婿以及14个孙子孙女被赶到农村，至今下落不明。宾努亲王的儿子宾纳、民族团结政府外交部长沙林察的儿子江万寿均为革命做过贡献，但革命后，他们同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被关人集中营以便通过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这些人中有许多失踪或沦为难民。　　这些极端政策既超出了柬埔寨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不符合柬埔寨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伤害了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城市各阶层的利益。这样，红色高棉就大大减弱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分裂了自己的队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民主柬埔寨政府逃离金边以后，并没有被消灭，他们撤退到西北部的泰柬边境地区的山林地带，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抵抗。　　越南占领了柬埔寨，但并没有能征服柬埔寨，越柬战争并未速战速决。它的20万大军长期陷在柬埔寨的战争泥潭中。他们重蹈了美军在越南的覆辙，一战就是10年。　　◎31　重返国际舞台　　1979年新年刚过，越南的坦克就逼近了金边。民柬政府所属机关正准备撤退。　　豆月5日傍晚，西哈努克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和莫尼克来到书房，打开了短波收音机准备收听“美国之音”报道的当天的战况。突然，西哈努克发现一辆黑色的奔驰牌小轿车在他有警卫的住宅门口停下来。接着从车上走下一个人来。尽管天色暗淡，但西哈努克一眼就认出来是乔森潘。在他下野之后，他接触最多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就是乔森潘，他太熟悉他的身影了。　　“我们的领袖波尔布特想见你，他有些事要同你谈。”乔森潘显得十分严肃，没有往常那套寒暄。　　“那好，我很高兴”。亲王简洁地回答了一句。显然，他也觉得这肯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接着，亲王就跟随乔森潘上了汽车。汽车在夜幕中急速行驶，不一会，便来到了位于洞里萨河岸的政府大厦门前。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在西哈努克时代，这里是国宾馆。　　波尔布特就站在大楼的大厅中央等候亲王，在场的还有英萨利。亲王走进大厅，波尔布特迎了上来，两人友好地握了握手。这是西哈努克1973年访问解放区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位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在解放区那一次，这位被称为“老大兄弟”的神秘人物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冷淡，不苟言笑，甚至还有几分羞怯。他总是把时间和机会让给其他官员讲话。　　但这一次相当不同，波尔布特显得很轻松，满脸堆笑，非常热情地握着亲王的手。西哈努克顿时觉得面前的这位红色高棉头号人物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后来，亲王回忆说：“波尔布特非常残忍，但他好像对我并无恶意，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领袖，确实很有魅力。”波尔布特使用法语和宫廷的称呼同亲王谈话。这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讲话方式，只有皇家和佛教僧侣才会使用。实际上，乔森潘也常以这种方式同亲王讲话。这同英萨利形成鲜明的对照。西哈努克说：“英萨利反对用这种讲话方式，他说，西哈努克只是一个普通公民。” 　　“亲王殿下，非常抱歉，不得不让乔森潘同志把您请来。”波尔布特边说，边行了一个双手合十礼。　　“殿下，让我们在一起呆几个小时吧。我向您通报一下当前的形势。”波尔布特很快严肃起来，接着便向亲王介绍了战场上的局势。　　最后，波尔布特十分郑重地，而且用带有几分恳求的口吻说：“目前，形势非常紧急，我们必须撤退。现在恐怕是需要您帮助我们的时候了，因为您在联合国很有名望。您愿意帮助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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