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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巴黎名人 1. 海明威对萨特说：“你是一个将军！” 作为巴黎解放后问世的第一批书中的一本，西蒙·波娃的《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出版了，同时，她的《他人的血》、萨特的《理智之年》和《缓期》一并送去了加利马尔。 大家都处在异常欢欣之中。在为思想和文学苦苦追求了4年之久以后，这篇薄薄的论著顺利地得到了承认，自然值得高兴。 这时，萨特已请假暂时离开大学，去电影和戏剧界赚钱；西蒙·波娃也离开了教师岗位，写作已成为她必需的任务。写作保证了她的道德自律，也是真正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事实表明，假如为挣钱整日疲于奔命的话，那她的自由就远没有那么真实。既然她从来就崇尚根据目的而不是根据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她自然免除了除写作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来确认自己的需要。 她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人都是会死的》的写作之中。 9月，与萨特、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梅隆-庞蒂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筹办《现代》杂志。 一天晚上，丽丝跑来问她： “你和萨特想见海明威吗？” “当然！”她回答。 自解放以来，丽丝以“追逐美国人”作为主要消遣。因为美国人有大量的香烟和定量商品，总是挨饿的丽丝便想方设法从他们的挥霍中得益。其中她和一个无忧无虑的金发大个子交了朋友，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海明威的弟弟。那天晚上，海明威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到达巴黎，他让弟弟来他逗留的地方“里兹”会面，他弟弟提出让丽丝跟他一起去，并把萨特和西蒙·波娃带来了。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眼睛用一个绿色的眼罩挡着；桌子上放着相当数量的苏格兰威士忌，有些只剩半瓶了，有些则空空如也。 他猛地坐起来，紧紧抓住萨特，拥抱他： “你是一个将军！我，我只是一个上尉。” 喝了酒的海明威，显得过于谦虚。在热烈的情绪中，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喝下无数杯苏格兰威士忌。萨特大约于凌晨三点昏昏睡去，西蒙·波娃则坚持到天亮。 2西蒙·波娃被推到众人注目的中心 11月下旬，美国为了让法国了解它在战争中作出的努力与贡献，特邀请12位记者去美国。加缪委派萨特作为《战斗报》的记者前往，萨特喜出望外。西蒙·波娃还从未见到他这么高兴过。他对西蒙·波娃说，他多么想去美国！ 西蒙·波娃写道：“美国，它意味着许许多多东西！首先，它意味着不可企及的一切；美国的爵士乐、电影和文学曾经滋养了我们的青年时代，但美国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个伟大的神话；……美国也是一个解救我们的国家；它就是未来，它就是富裕，它就是广阔的前景，它是一个奇异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魔灯；即使你只想想自己能亲眼看到这一切，你也会感到头晕目眩。我感到高兴，不仅仅为萨特，而且也为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肯定会跟着他走上这条新路。” 接着她的机会也来了。她妹妹和利奥内尔结婚了，利奥内尔在里斯本的法兰西学院工作，是一家使用法-葡两种文字的评论杂志的编辑。他邀请西蒙·波娃去葡萄牙讲学。因而，1945年2月至4月，她在葡萄牙作了一番逗留，途中重访了西班牙。回国后发表文章抨击萨拉查独裁政权。 9月，《他人的血》出版了。它产生的轰动甚至比《女宾客》更为强烈，评论家们纷纷认为这比第一本更为出色。围绕着它，几家报纸还刊登了激情洋溢的评论。赞誉声通过口头、通过信件铺天盖地地向她涌来。加缪也喜欢这本书，不过面对这种轰动，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这本书被视为第一本相当明确地描述抵抗运动的小说，又被叫做“存在主义小说”。自此以后，这张标签自动地同她和萨特的作品挂上了钩。尽管萨特和她拒绝把“存在主义”和他们搅在一块，他们只承认自己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但他们的抗议徒劳无用。就这样，虽然他们事先未作计划，这年早秋时节还是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存在主义攻势”。在西蒙·波娃的《他人的血》、萨特的《理智之年》和《缓期》以及《现代》杂志头几期出版后的几个星期中，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演说。就小说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西蒙·波娃在“现代俱乐部”发表了一次演说。与此同时，西蒙·波娃创作的剧本《吃闲饭的嘴》也上 演了。 因了这一番紧锣密鼓，她被推到众人注目的中心。由于萨特和她都被不由分说地拽到了知名人士之列，因此，没有哪个星期的报刊会自始至终对他们俩不置一词。凡是从他俩口头或笔头出来的东西，《战斗报》都发表大量评论，一一表示赞同。在街头，摄影师们对着他们不断按动快门，不时有陌生男女冲到他俩面前来搭腔。有一次萨特演讲时，听众蜂拥而至，一些人无法进场，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拥挤，几名女子当场晕倒。 如此声名显赫，确实令萨特和她始料未及。萨特很早就抱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名作家，并且曾经设想过自己会得到后世的赞许，却没料到能在有生之年为世人所瞩目。鉴于世上引起轰动的平庸之书数不胜数，轰动几乎成了平庸的标志，想起波德莱尔、司汤达、卡夫卡他们当年的孤寂和默默无闻，萨特总疑心倾泻在自己身上的荣耀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成分。他担心自己的作品不再能原封不动地流传下去了。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作家，萨特最为关心的就是抓住意义。 但是，他在1940年读了海德格尔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书后确信，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用实践代替思考，意义才会呈现在世界上。在年轻的时候，他和西蒙·波娃就想接近共产党。按西蒙·波娃的说法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怀疑主义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合拍，他们也希望废弃资本主义，但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到达不应影响他们的自由。在西蒙·波娃看来，萨持的哲学在某些观点上不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深刻，在另一些观点上则又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更苛求于人。只是两种学说并不对立，萨特寻求的是 两者的交流。 自从“社会主义与自由”失败给了萨特一个现实的教训后，他便开始做一项严肃的工作，在全国阵线里面与共产党合作。 “我常纳闷，”西蒙·波娃后来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假如我和萨特的关系不是现实中的那个样子，我该会站在什么立场上呢？我会接近共产党，这是无疑的，因为共产党的斗争对象也为我所恐惧。但是，我热爱真理，我不能失去我渴望的自由，我决不会入党。由于在客观上我远不如萨特那么惹人注目，采取这种态度时遇到的困难会大大减少，但是，我俩的态度本身仍会一模一样。于是，我发现自己与他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我没有受到共产党人的批评，只是由于我本人并未在他们的批评面前沮丧，我才不把这些当回事。萨特则硬着头皮，试图缓解对方的敌意，这使我惊讶不已，有时，我怂恿他进行反击。不过，在其他场合，当我们偶然开完一个会议，或者读了点什么之后，我常寻思，我们该不该抛弃知识分子的彷徨，而进入共产党人的战斗行列之中。萨特也常提出同样的问题。有时，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有时则不是这样。我们经常为此而争论不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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