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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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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们以异样的目光阅读《第二性》 《第二性》的第一部出版了。 这时，《现代》杂志已连载完了第二部中的《性的引入》《同性恋者》和《母亲》这几章——第二部由伽里玛出版社在1949年11月出版。在一次为这本书取名的献计献策会上，萨特、小博斯特和西蒙·波娃从“他人”、“从属者”、“另一性”等名字的基础上，由小博斯特一锤定音，提议用“第二性”作为书名。 按照西蒙·波娃的说法、她写这本书纯属偶然。最初的想法只是谈谈她自己，在此过程中她意识到，要这样做，先得在总体上描述女性的地位。“开头我研究男子们通过他们的宇宙观、宗教、迷信、意识形态和文学，在女子身上编造的种种神话。我试图为在我眼中显得杂乱无章的图画理出一点头绪；不管怎么样，男子总把自己作为主体，而认为女子是客体，是‘另一类’。” 这个假设当然可以用历史环境来解释，但萨特建议她同时在生理方面给予一些必要的解释。于是，她一边埋头阅读大量的心理学和历史学著作；一边试图发掘埋藏在他们所作的阐述背后的确切的事实真相。在对历史学的研究中，她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解：她把妇女的历史同遗产史联系了起来，她发现遗产是男性至上的社会经济演变的一个副产品。 “我开始用一个新的眼光来观察女性，”她写道，“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接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在年逾不惑之后，突然发现过去一直在鼻子底下，但你却熟视无睹的一片新天地，既让人惊异，又促人奋发。人们对那本书有一种误解，以为我否认男女之间有任何区别。恰恰相反，写作这本书使我越发意识到种种使男女分离的因素；我只是认为，这种种差异是文化的，而不是天然的区别。我开始着手系统地从童年一直到老年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过程；我估量这个世界赋予妇女以及拒绝赋予妇女的种种机会，估量她们的种种局限，她们的好运和坏运，她们的逃避和成就。” 这本动笔于1946年10月，完稿于1949年6月的大书，应归功于她的丰富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她那训练有素的、高效率的工作习惯。 第一卷受到了广泛好评，头一周就卖出了2.2万册。第二卷销路也不错，但却使人们大为震惊。好些人称她“大胆”。 “你好大胆！”克劳汀·科内兹对她说道，羡慕中满是怜悯的口吻。 “大胆？”使用这样一种口气和这样一个词汇，西蒙·波娃感到吃惊。 “你会失去一批朋友！”有人这样警告她。 “随他们的便吧。”她自言自语道，“假如因此失去了他们，他们就不能算作朋友。” 如传记作家A·马德森所言，《第二性》实质上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妇女进行考察，它不是阐述妇女的本质，而是根据她的处境，尤其是根据她的经济地位，来解释她。妇女的奴役和解放，是经济依赖和经济独立的结果，这一观点始终如一地贯穿近700页的全书。西蒙·波娃最惊人的断言则是：妇女的奴役是历史的必然，人类得以进步，是以妇女为代价的。此书写成至今数十年了，西蒙·波娃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互相承认是同等的人。“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男人和女人通过天然差异，明确地肯定他们的兄弟关系。” 然而，当时人们加给她的罪名可就多啦。 首当其冲是下流。书固然都是抢手货，但人们却以一双异样的眼睛来阅读它。并收到了顺口溜、书信、讽刺小品、忠告和劝诫等各式各样署名或匿名的东西。一封署名为“第一性中的几位活跃分子”的信中，嘲笑西蒙·波娃是什么得不到性满足啦，性欲冷淡啦，女同性恋者啦，男性阳具崇拜者啦，慕男狂患者啦，未婚母亲啦，等等。有人则说能给她治疗性欲冷淡症，有人则说能使她性欲降低，许多性欲狂躁者则将自己沉思的结果写给她，总之这些东西，在鞭挞、讨伐《第二性》的旗号下席卷而来。对此，西蒙·波娃不屑一顾。 但是，莫里亚克的态度却令她震惊了。他在写给《现代》杂志一位撰稿者的信中说：“你们杂志负责人的阴部对我来说不是秘密。” 当然，为她辩护的大有人在。 如此强烈、如此广泛的反响，真是始料未及，以至于令西蒙·波娃困惑不解。“在各拉丁语国家中，天主教鼓励男性的专横，甚至使这种专横变成性虐待。意大利的男子们倾向于把这种专横寓于狠亵之中，西班牙的男子们把它寓于狂妄之中，而惟有法国的男子们才把专横和卑鄙结合起来”。为什么西蒙·波娃这样估价法国男人呢？她是这样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的： 首先，因为法国男人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受到女性竞争的威胁，不再受到举国上下的风俗的维护，而坚持这种优越性依然存在的办法，只有靠贬低女人了。其次是因为人们把意大利男人而不是法国男人当作理想的情人，法国男人天下第一的神话正在被现实击碎。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解放了的妇女所持的批判态度伤害了男性同胞，使得他们怨恨满腹。 即以那些满腹经纶的评论家为例，他们总认为女子天生注定要比男子低级，布瓦德弗雷和尼米埃在《思想自由》上撰文批评《第二性》时，以极为蔑视的态度说西蒙·波娃曾是一个神经质的可怜女孩，受到压抑，经受挫折，为生活所骗，成年后是个泼妇，不正常地与人做爱，嫉妒成性，整日难受，在男人面前充满自卑，在女人面前悲愤欲绝。让·吉通则怀着基督徒的狂热感情写道，《第二性》使人们从中看到了作者那“令人伤心”的生活的线索。阿尔芒·霍格则更为武断地认为：“由于她为自己是女人而自惭形秽，由于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禁锢在男子看来她应有的身份中，因此，她拒绝男子的眼光，也拒绝自己的身份。” 其实，平心而论，西蒙·波娃自以为她从小时候到成年，并不曾因为性别而成为自己的负担，她的许多男性朋友对她并没有性别歧视，而是将她看成一个拥有各种权利的人。这种好运使得她免除了许多女人所拥有的种种怨恨和苦闷。至于有人认为她在假装为女性辩护的时候，蓄意对女性进行诅咒，亦是无稽之谈。她只不过是理性地客观地剖析了她们因自身身份产生的种种缺陷，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她们的优点和美德。 “我对那么多女性怀有那么浓厚的感情，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因此，我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名誉女子’，以此背叛女性，而且，我也从未受到过她们冷眼的伤害啊”。西蒙·波娃这样感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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