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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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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阿隆后来所说的，加缪和萨特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渴望诚实，都拒绝错觉和虚饰，都正视世界，也都不在乎苦乐。可是，在政治上他们间的分歧则越来越大。在加缪看来，政治活动是浪费时间；而萨特却认为文学创作正在变成为浪费时间。加缪渴望使文学摆脱眼前的政治“狂热”，也渴望使自己摆脱“争端”。另一方面，萨特正在进入他的最具政治性的时期，即“告别文学”的时期。 作为哲学论战，加缪和萨特的争论对现代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它着力对付的是“历史性”问题，这个问题基本上取代了对人类时间范围和人类方向的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解释。在回顾这场论战时，A·马德森在《心心相印》中写道：“预言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拒绝把人类的未来看作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反而授予政党、国家或个人以解决人类命运的固有矛盾的任务。谁能想象历史的终结？怎么能把最终目标归结成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关的学说？是什么使我们的个人生活与人类历史有共同点？加缪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也无法使我们摆脱对宇宙的荒谬的忧虑，甚至于怀疑历史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方向’。萨特则这样反驳‘询问历史是否有方向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于知道历史的目的，而在于赋予它以目的’。” 5. 她懊恼“将永远不能被另一个肉体温暖着睡觉了” 阿尔格雷就要同前妻复婚了。 1951年10月，西蒙·波娃与阿尔格雷共度一个月的最后几天，她一个人常常在沙丘与湖水之间徘徊。当她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他，见不到这座房子，见不到这个湖泊，见不到这片百鸟云集的沙滩的时候，便方寸顿乱，痛苦不堪。回到巴黎后她给阿尔格雷回信说：“是不是真的什么都完结了？” 阿尔格雷回信说：“如果你爱一个女人，而她又不属于你，她把其他事、其他人置于你之上，而且你又没有占据首位的可能，那么，难道你能忍受这种局面？我丝毫不为我们的交往遗憾，但是，我如今需要另一种生活，我需要有属于我自己的女人，属于我自己的房子……三年之前，我开始意识到你的生命属于巴黎，属于萨特，当时我大为失望。如今，这种失望已成为过去，时间把它冲淡了。从那时起，我一直努力把自己的生命从你那里拉走。我的生命对你来说十分重要，但我不喜欢我的生命属于一个相隔那么远，一年又只能见几个星期的人……到此为止吧。”最后一句话他这么写道。 西蒙·波娃无言以对。结局只能是这样。西蒙·波娃和萨特不论各自爱上其他什么人，这些人都不可能占据首位。既然关于芝加哥的记忆即将埋葬，她便不再去想同阿尔格雷在一起时的种种欢乐。在她看来，她的年龄和生活环境已不允许她去寻找新的爱情了，但内心深处极不愿屈服于这种生理方面的冷淡。当她意识到“将永远不能被另一个肉体温暖着睡觉了”时，顿觉丧气不已。“在镜子中，我的脸看上去没什么异样；在我身后，灿烂的往事并未远去，漫长的岁月正在我眼前展开。但是，在这岁月中，往事的光辉不会重新闪耀。它永远不会重新闪耀。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条界线的另一侧，但我什么时候也没有跨过这条线呀！” 第十二章 中年的浪漫 1. 她感到有人正从身边把他偷走 同往常一样，萨特总是给西蒙·波娃排忧解难。但是她隐隐约约觉得，什么时候起，他似乎离她远了。 虽然成功没有使他变成另一个人，但为了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而创造的那种气氛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他们间的联系。他不再去当初为两人酷爱的咖啡馆了。也没有陪她去奥隆的雪道上遛达。由于环境与时势的力量，当初默默无闻的终身伴侣，如今双双成了知名人士，她却甚至感到：有人正从她身边把他偷走…… “唉，你为什么不是一个无名诗人呢！”她常这样对他感叹。 他变得激进了，这既是冷战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岁月长河中的需要。看着他为了反思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发展自己的思想，而耗尽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她不禁分外怀念他当年的漫不经心，怀念他们俩总有很多时间待在一起的岁月。 “情况跟过去不一样啊”，可是，她多么想永远像过去一样啊，就这么几个字便足已使她忐忑不安了。在《一代名流》中，她借女主人公之口吐出了她当时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因为我感受不到快乐，所以我不快乐。”当然，她还自言自语补上一句：“有人比我更不快乐。”这正是当时她之心境的真实写照。 后来，在影片《萨特自述》中有一段对话这样写道—— 康塔特：在西蒙·波娃的《回忆录》中，她记述说：大约1951年-1952年前后，你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你不再无忧无虑，而且很少外出。 西蒙·波娃：是的，因为他意识到仍然不得不对他在其他一些时期所提到的人物给予一些注意，那虽非他自己，但那仍然拖着他随波逐流，他开始认识到不能再在咖啡馆里闲荡了，或者不能为所欲为、信口开河了。同样，他被迫雇用一个秘书帮助他答复信件，同时把他需要看和不需要看的信分门别类。总之，萨特相当缓慢地逐步认识到，他不能再过一种毫无规律的生活了，不能再像一片树叶一样随波逐流了。这是逐渐认识到的，如果把他和加缪相比，加缪在一成名时，就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突出的形象，他很快就开始拒绝新闻记者的或者别的希望从他那儿得到点什么的人们的访问。萨特认识得晚，但他确实还是认识到这种状况不能再照旧继续下去，他不能再随便答应与人会晤，或者随便接见来访，或者亲自答复任何信件。他使他的生活有了一种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是一种损失——损失了他一直具有的实实在在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这种损失也是必要的。同时这个变化也决未引起他心理上的变化。 萨特：正是那时，苏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恐怖之中。 西蒙·波娃：是的，的确如此。 萨特：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所感觉，我觉得如果俄国人占领了法国，那么，我所能有的最好希望就是进集中营。这种感觉也是当时使我踌躇的原因之一，因为我当时一直是苏联作家的头号敌人；就是在我被法德威称为“残酷的文人”前不久，我产生了那种感觉，后来此人自杀了（原因当然不是因为给了我那个称号）。然而，另外，我也不想去美洲…… 西蒙·波娃：你也不想自杀。 萨特：说得对。我当时没打算自杀，尽管那些日子里有人建议我自杀。 西蒙·波娃：我想那一定是加缪的老婆，她经常对你说：“萨特，我真希望你去自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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