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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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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1965年的一次私下采访中，萨特说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一切应归功于她。当然，即使她不存在，我也会写作，因为我有写作的愿望；可是，我对她的完全信任始终给我以十足的安全感，……我总是把手稿给她看。每当她对手稿提出批评时，起先我会气恼异常，对她大肆谩骂，然后我总是接受她的意见。这不是修养问题，而是因为我看到，她的批评总是中肯的。这些意见不是根据表面现象作出的，而是绝对理解我想做的事，同时又带有我完全不可能具有的客观性。 诚然，萨特善于创造新思想，无论在哲学还是在政治方面，新的观点总是由他提出的。“如果我拒绝承认这种特定的优势在他一边，那么，我实际上就背弃了自由；结果，我会成为一个具有蓄意的挑战态度和不诚实的囚犯。这种不诚实同时也是男女之争的必然结果，与知识分子的正直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西蒙·波娃认为——她从来不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卸给萨特，因而她的独立性从未受到过威胁，她从不盲目地赞同任何一个观点，任何一个决定，而完全依靠自己的分析、判断而确定是否接受。她所从事的工作要求她自主地作出大量决定，进行无数探索，付出不懈努力。正如她帮助过他一样，他也帮助过她，两人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依相携、互助互爱的终生伴侣式的关系，而绝非她以他为媒介而生活而生存的附庸性质。 她不喜欢引人注目。她从未上过电视屏幕，从未在广播中谈论过自己，也几乎没有接待过记者。到《一代名流》获龚古尔奖时为止，她已好些年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了，也不再去咖啡馆了，连去剧院参与“巴黎人”的消遣活动也尽量避免。但她希望在接受龚古尔奖的同时，把她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外部的影 响。 生活在继续。西蒙·波娃身为一位知名作家，她看重对生活的享用，对她来说，精神追求和肉体愉悦同样不可或缺。朗兹曼那里，她在充分利用重新找到的青春，享受迎面而来的每一个瞬间。 第十三章 苏联·中国 1. 在莫斯科，最大的遭罪是赴宴吃饭 1955年夏天，气候宜人。西蒙·波娃和朗兹曼来到塞通斯湖畔的一家大饭店。他们随身带了不少书，然而，事实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游览上。他们驾车爬山越岭，游览城堡和参观教堂、修道院。在明丽的阳光照耀下，小山丘上金雀花盛开，满眼一片金黄。 他们兴致勃勃地回到巴黎，在楼下的信箱中发现了博斯特留下的一张纸条： “见条赶紧来见我。” 当时便猜想是萨特出了什么事。一询问，果然。西蒙·波娃顿时慌了神，博斯特也很着急。萨特究竟生了什么病？与博斯特一道去找到科。科告诉她，这消息是爱伦堡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给德·阿斯蒂埃，再告诉他的。德·阿斯蒂埃说是与高血压有关的病，情况并不严重。 她还是不放心，她早知道萨特的血压高，他是不是患了心脏病？接通莫斯科的电话后，听到了萨特的声音。 “你怎么样？”她焦急地问。 “很好，多谢。”他以客气的口吻答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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