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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不过，这次旅行没能了解到任何与贫苦雇农生活条件有关的情况。只是知道农妇们不到至少生下五六个小孩，是不愿避孕的。雇农们把儿子视作宝贵的财产，他们年老时需要儿子耕种土地。纳赛尔已发动了鼓励控制生育的运动，但收效还不太明显。

　　纳赛尔还主持制定了男女平等的宪章。但伊斯兰教反对这种平等。西蒙·波娃遇到几个埃及女权主义者，从而得知这里的妇女根本享受不到与男子同样的社会权利、公民权和经济权。西蒙·波娃应邀在亚历山大大学演讲时，便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狠狠的抨击。在开罗作的一次演讲中，她又措词激烈地指责埃及男子在对待女子时，活像封建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并从他们自己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自主而英勇奋战这一点出发，对他们不平等对待女性的立场进行了谴责，赢得了听众中一大群女子的拼命鼓掌。

　　旅行接近尾声时，纳赛尔在赫利乌普利斯他的住处会见了萨特一行。在西蒙·波娃眼中，纳赛尔根本不像一些不怀好意的摄影者拍的照片那样“露出白牙窃笑”，他的声音、他的表情透出一种沉静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忧郁的魅力。

　　他们被带往边境。以色列的旗帜在迎风猎猎飘扬。在两国之间的无人地带，驻扎着戴蓝色头盔的联合国士兵。萨特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了一番交谈。萨特总希望找到一个能兼顾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人生存权利的办法，但巴勒斯坦人坚持要把犹太人从被占巴勒斯坦土地上赶出去。

　　5. 以色列归来：战争只不过是个遥远的威胁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不通航，所以，西蒙·波娃和萨特取道雅典飞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方面出面邀请他们的是包括政界、大学和文学界各方人士在内的接待委员会。参观梅尔哈里亚集居区时，统一工人党领袖梅尔·约厄里在那里欢迎他们，并与萨特作了一席长谈。与此同时，西蒙·波娃则与一群妇女聊了一通。在最早一个集居区——“集居区之母”达加尼亚·B，以色列议会议长卡迪什·路兹陪他们在社区食堂吃了午饭，议长的妻子深情地回忆起当初如何挥汗如雨从零起步创基立业 的过程。

　　他们与这个民主国家的各种派别、各种组织、各种职业的人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接待了包括各种政治倾向的代表在内的阿拉伯人代表团。不久后，萨特接受了一份由弗拉帕编辑的评论杂志《新视野》编辑人员的采访，他在总结旅途印象时说：

　　“我从没遇到哪个阿拉伯人对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满意，我从没有遇到哪个阿拉伯人说他目前享受到一个以色列的公民应有的权利。”

　　在耶路撒冷，他们同阿拉伯人作了最后一次接触。“我们一路交谈、争论、收集情况，一路察看以色列的乡村和城镇——加利利、泰布尔、约旦河、至福山、太巴列湖。在小时候，我曾激动地为这些神圣的地方做过梦，现在一看，它们不过是些世俗的场所。在那片绿色的世界里，我找不出那些曾被耶稣的双脚践踏过的灰土飞扬的秃山丘……”

　　西蒙·波娃和萨特在不同境遇中完成了在埃及和以色列的旅行。每个国家的要求对另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可接受。埃及不会承认以色列，以色列不会接纳100万巴勒斯坦人。但双方都说渴望和平，以色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和平。”为开展工业化和沙漠灌溉化建设，埃及当然需要长期和平的环境。因此，在西蒙·波娃他们看来，战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威胁。

　　但是，回到巴黎后不久，那里的局势动荡不已，战争爆发了。“出于不同的原因，我觉得两个国家都很可爱”。在西蒙·波娃心目中“都很可爱”的这两个国家终于兵刃相见了。

　　第二十章　五月风暴·女权运动

　　1. 深深地卷进“五月风暴”之中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事情是由参加了一个反对越南战争委员会的4名公立中等学校学生遭到逮捕引发的。3月22日，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南特的学生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并散发传单，扰乱课堂和考场。校长帕拉潘宣布关闭南特大学，想使这些“愣头青”就范。可“愣头青”去占领了索本大学，校长罗歇叫来警察，很多学生在撤离时遭到逮捕。矛盾更激化了，中高等学校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成员罢教，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了示威。遭到警方的阻挠和镇压后，示威行动愈演愈烈。5月10日，两个工人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和法国学生联合会发布命令：进行无限期罢工罢课罢教和反抗镇压的示威。

　　西蒙·波娃感到她和萨特已深深地卷进了这场风暴之中。5月9日，他们发表的声明中，声援那些向不合理制度发起挑战的斗士，并希望能够保持足够的“反抗力量”，以展示一个崭新的未来。5月12日，萨特在卢森堡电台发表了讲话，认为学生反对现行大学体制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砸烂它，为此他们不得不走上街头。他的讲话很快被复制成传单在拉丁区散发。

　　索本大学刚一重新开放，学生们就占领了校园。西蒙·波娃经常和朋友们到那里去，到处溜达，谈话，倾听讲演和讨论会，看每天都会出现的新的标语、口号、传单、漫画、大字报。5月17日，他们打着索本大学的红旗到比朗科，横幅上大书“工人阶级从学生瘦小的手中接过战斗的旗帜吧”。他们意识到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参与，才能战胜当权统治。

　　于是，在南特爆发了罢工，并很快波及到全国。5月18日，巴黎的地铁和公共汽车停止了运行，汽油供应紧张，银行关门，清洁工罢工后垃圾满街。到5月24日，罢工人数达到900万，他们高呼“工厂属于工人”、“权力属于工人阶级”，在工厂上空升起了红旗并占领了工厂。

　　5月20日晚上，若干名作家被邀请到索本大学与学生一起开座谈会，萨特和西蒙·波娃亦在邀请之列。此后，他们一直与运动保持来往，萨特还为《新观察家》刊物采访了科恩-邦迪。西蒙·波娃后来在《清算已毕》中写道：“这个事件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他们成了新资本主义矛盾爆炸的焦点：这种爆发意味着整个制度处于摇摇欲坠之中，而这直接涉及到了无产阶级。这当然就是900万甚至1000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的原因。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旗，35年来第一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升起。5月已经证明，由工人们掌握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群众的革命首创性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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