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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第七章　存在主义

　　1943年前后的战争期间，对西蒙娜·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来说，是一个迭宕起伏、荣辱俱存的时代。这期间，既值波伏瓦因莫里哀中学之控而弃教失业，及萨特于战中被俘而身陷囹圄的多事之秋，也是西蒙娜的《女客》出版和萨特一系列文章完成的丰获之年。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是他们发起著名的存在主义运动的标志点和里程碑。

　　萨特自因释回国后，积极地参加巴黎的地下抵抗运动。他四处呼吁，奋力笔耕，用文学的形式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支持抵抗运动。该年初，他参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为法共领导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同年4月，他的三幕剧《苍蝇》发表。该剧于6月2日在西岱剧院上演。彩排那天，在大厅里，萨特与年轻的阿尔贝·加缪初次结识。《苍蝇》的上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萨特成了巴黎记者争相采访的热点人物。同年10月，萨特的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出版，该书的题辞是献给波伏瓦。此书的出版，又引起了巴黎文化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当时，评论界把萨特在这本论著中所阐明的哲学称之为存在主义。

　　萨特对此表示抗议，他反驳批评界：“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

　　不管萨特本人乐意不乐意，但他已被报界、评论界视为二战期间法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萨特的声名鹊起，对西蒙娜·波伏瓦是极大的安慰。这一年，西蒙娜在经济上主要依赖于萨特。在萨特的鼓励下，她也开始结交巴黎名流，经常出席朋友、名人的聚会。

　　在二战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年，任《战斗报》编辑的阿尔贝·加缪常常请西蒙娜和萨特撰稿。为此，他俩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巴黎解放的文章，这些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巴黎人的斗志。

　　二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年及战后，西蒙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被她自己称为“道德时期”，实际上是其存在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期。1944年波伏瓦发表了一篇哲学随笔《庇吕斯与西奈阿斯》。

　　在这篇哲学随笔中，波伏瓦阐述了“境况”的概念。

　　她在文章中分析了人在现实中所处的种种境况，指出了人在境况中作出选择与行动的重要性。在《庇吕斯与西奈阿斯》中，波伏瓦对比了庇吕斯与西奈阿斯的人生态度。西奈阿斯否定选择行动的意义，他认为：假如人们为了要回自己的家，那又何必出行；需要停下来休息，又何必开始行动。而庇吕斯则肯定行动、选择的意义，他主张人活着就应该赋予其生命一种意义，而通过行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波伏瓦在文章中阐述了在同一类境况中，不同的选择会导致境况的变化。她对“境况”的阐述，对后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波伏瓦有关境况的概念的启发，后来萨特创立了一种新剧种——“境遇剧”。

　　此剧专门把人物置于某一境遇中，促使人物作出某种行动或选择。萨特在其境遇剧中，提倡了自我选择的意义。

　　二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战争和德国法西斯的统治给法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而这一时期，法国报纸披露了德国集中营中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新闻媒界对集中营的报导不断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加之美国在二战末，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广岛。新型杀人武器的使用使人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新的认识。一种厌战，逃避现实的情绪在法国蔓延。而战后的现实又使人们看不到希望。

　　因此，这一时期，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思想抬头。人们重新又生活在一种新的恐惧、厌恶、绝望、消极的状态中。面对这一现实，萨特、波伏瓦和他们的朋友梅劳·庞蒂、雷蒙·阿隆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他们试图给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帮助人们消除一些消极的心理。1945年10月15日，萨特在《现代》杂志第一期上阐述了其介入文学的思想和作家的革命作用。此后，萨特又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而在同一个时期，西蒙娜·波伏瓦创作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上演了。

　　这个剧本采用借古喻今的形式，揭示了战争中屠杀行为对人们心灵的重创，表现了战争的悲剧性和残酷性的主题。该剧本描写了战争中，许多妇女、儿童、老人、残废人，被视为“白吃饭的嘴巴”，他们被当局默许杀害。在战争期间，这种对无辜平民的屠杀不仅被默许，而且还被视为壮举。西蒙娜·波伏瓦试图在剧本中，探求这种野蛮、残忍行为背后的意义。

　　该剧的上演与萨特的著名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终于引发了“存在主义”运动。尽管萨特和波伏瓦拒绝存在主义这个标签，但他们最终不得不再次拣起了这个标签。在这场存在主义运动兴起的过程中，萨特被视为存在主义的教皇，而波伏瓦则被封为圣母。波伏瓦也成为了萨特麾下的一员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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