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夫人回忆录(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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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各报态度大抵是友善的。《吕意·布拉斯》看客的踊跃引起了歌舞迷们的妒嫉。第二天上演，第三幕吕意·布拉斯拾手绢的地方，就有一声嘘啸。第四幕，又有几声。此后第晚，第四幕受攻击的地方便愈来愈多。据演员们说，那是歌舞派的阴谋，想打倒戏剧，好让他们独占戏院。有一次勒梅特尔演完第三幕，指给作者看，侧厅里坐着一个脚色，是他眼看着打嘘的，这人就是《神水》里的一个鼓掌手。到下一台，那人果然又坐在老地方，虽然他的职务只在捧歌舞剧，《吕意·布拉斯》是与他无关的。雨果想看个清楚，演至第三幕时，特地立在正厅里，拾手绢的一场依然适到了逆势。吕意·布拉斯俯下身去的时候，雨果看着那人将一件东西，塞在嘴里，立刻就听见一声尖刻的嘘啸。看见这事的人不止雨果一人。勒梅特尔演这一幕时，对唐·萨吕斯忒有三句话：　　救救人民，不要怕做大事，放胆打下去！　　我们要拆穿阴谋，揭破…… 　　到这里，他住了口，走到台边上，正眼看着那个鼓掌手，和他面对面，才放声说：　　小人们的面具。　　《吕意· 布拉斯》连演五十天，嘘声每天都有，不过这都在第三和第四幕，其余的戏不受影响。——后来《吕意·布拉斯》重行登台，就再没有听见嘘声，第四幕也每次都是成功的。　　雨果正预备将剧本卖给他当时的出版人隆台尔，另一个书贾，特洛亚，以一家出版公司的名义，要收买他的版权，连同其他著作十一年的出版权，他出价二十万法郎，后来又加了四万法郎，雨果加了两部没有发表过的作品。　　第六十五章　《庇尔格拉夫》　　作品中之一是一本新的诗集，《光与影》。如果我这部书是一部文艺批评，那它就有了颇大的漏洞，我几乎没有谈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抒情作品；但是，我的任务不在评判他的著作，而在叙述。读者早应看出，我在书中不作一句欣赏赞扬之词。这是维克多·雨果先生创作生活的叙述，我应该对关于曾经引起争论，经过变故的作品特别说得详细。文艺活动上的变故多发生在剧场里；这里真正困难所在，也是维克多·雨果先生的评价争执最多的地方。作为抒情诗人，他是第一集短歌起便被群众接受了的；这种胜利每出一集扩大一次；《东方集》、《秋叶集》、《暮色之歌》、《内在声音》、《光与影》、《静观集》都曾有人寻过疵，但这样的人数甚微；其次，批评书的人总不及批评剧本的人力量大；他们没哨子，不能三四人个一声嘘啸划破满堂采声，骇退演员的勇气，破坏观众的情绪，毁坏剧本的面貌；他们无法在故事完结之前，逼人落下幕布；书尽管受攻击、反对、辱骂，依然存在着；恶意的读者不能阻挠善意的记者；激烈的批评常起宣传作用，书受到的攻击愈猛，再版却愈快。　　因此，关于《光与影》、《论莱茵河》等等我都没有什么东西好说。我现在一径就谈《庇尔格拉夫》。这《庇尔格拉夫》的演出是维克多·雨果先生戏剧便作生活的最后一个插曲。　　《庇尔格拉夫》于一八四二年十月写成。十一月二十日拿到法兰西戏院朗诵。这次作者对戏院只能表示感谢。全体演员，经理比洛茨，秘书佛德伊个个热心拥护，毫无二意；但是，在一部分观众中，作者遇着了巨大的抗拒。　　政治问题也夹杂在里面。我前面讲过，从专制传统和革命势力的妥协中产生出来的新兴王朝，在雨果看来，是合法王权过渡到人民主权的有效办法。在理论上他已经是共和主义者，但是他没有反对路易·菲力浦的实际理由。只消专制君主接受进步改革，他同意共和政体的延期实现。他甚至没有参加宪法所允许的反对党。下面的信是一八三三年七月写的，可以说明他当时的思想情况：　　“部长先生，　　我给你写信，不是为我本人，而是为别人，甚至要以说是为你，因为写信告诉一位部长那里有善用权力的机会，就是对部长做出贡献。　　事情很简单，也很容易办。　　日报《一八三〇年的革命》的主笔安东尼·杜莱先生因犯了新闻法，此刻囚在监牢里，还须二十一个月才满期。他被囚在福尔斯。我刚去看过他；我不是夸大，他真正地受到虐待，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受着和盗贼、苦役犯一样的管制。但是，最难忍受的是，他不能和家人见面。他的家族住在杜埃，有母亲、妻和一个孩子。杜埃有一所监狱。他曾写信给掌玺大臣，要求移转到杜埃去。掌玺大臣把他的请求转到你处，此刻就在你的办公桌子。请允许我为他说一句话。他并不要求宽赦、或者减刑。他只要求让他时时拥抱他七十三岁的老母、年轻的妻和抱病的孩子。我想你不会拒绝。　　至于我本人，部长先生，我此刻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我对所有的政党一视同仁。我对法兰西、对进步，满怀着热爱。有时拥护执政党，有时拥护反对党，这看哪一方的行动有利于国家而定。我说过，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我只热烈地希望所有的政党互相谅解。同时，我给政权在手的人一个劝告：对政权已不在手，或尚未在手的人要宽厚相待。　　请你接受我崇高的敬意，部长先生。” 　　四个月后，《国王寻乐》被禁，作者曾震怒一时，但不久就恢复了平静状态和宽容收情。一八三上年（《米拉波研究》）他重申前意，说：“在我们的时代，一切意见都可以提；但是贤智之士应该对整个时代抱善意的看法。他应该怀抱希望、信任和期待的态度。他应该尊重理论家的的缓慢，因为思想的发展是不快的；尊重实践家对现实事物的狭窄而有益的执着，没有这种执着，社会便会在层出不穷的尝试中瓦解；尊重热烈的争论，因为从这里边能产生丰富的效果；尊重实利主义，它的精打细算能代替信念，维持事物的联系；尊重执政派，等待他们从黑暗里向光明摸索；尊重反对派，受了他们的鞭策牛方才耕田；尊重中间路线派，由于他们，过渡时期才减少了震撼；尊重极端派，他们刺激了思想——文明的血液——的传播；尊重保守派，是他们保存了残余的根苗；因为他们稳健；尊重青年人，因为他们有耐性；尊重一些人，因为他们正在工作；尊重另一些人，因为他们愿意工作；尊重一切的人，因为个个都要克服困难。” 　　四年之后，一八三七年（《内在的呼声》序），他的目标依然未变：“一切党派，我取其正义的方面，不取其恶劣的方面。”一八四〇年（《光与影》序），他为诗人提出同样的理想：“不参加任何一方，不受任何束缚。他的思想和行动完全自由。他对工作的人要以自由地表示亲善，对危害社会的人自由地表示憎恶；对为人效力者表示敬爱，对受苦受难者表示怜悯，遇见欺谎，不问来自何方，他都能自由地加以阻扼；陷入了利害的泥淖的道义原则，他能自由予以拯拔；遇见鳏寡孤独，自由地加以慰问；遇见忠孝义烈，自由地叩头膜拜。他爱人民，而又不恨国王。” 　　政权的形式，在他看来，只是次要；他深入事物的本质。他在“社会主义者”一词出现之前就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有一天，他在对十九世纪文明的巨大利益问题，通过报纸和论坛，全世界的智人展开讨论的大会上，他有发言的机会，他只预备在议事日程上表示意见，他将首先要求一点：用社会问题来代替政治问题。”（《文哲杂论》）序，一八三四年四月）　　但是各政治党派都重视政治问题，而忽略社会问题。即在最进步的人看来，废除死刑、世界和平、义务教育、儿童权、妇女权等都是诗人的梦想。他们也不承认一视同仁的、不偏不依的善意中立。一个人如不做他们的朋友，便是他们的仇敌。那时还占少数的共和党就抱着这种不妥协的偏激的态度，这也是被压迫的少数不得不取的态度。在激战的飞尘中他们观看不清，自从一八二八年（《死囚末日记》）即已成了社会主义者的维克多·雨果，在民主主义上，他比社会主义者还前进。他们观看不清，他们是对自己人开火。《民族报》还停滞在阿尔芒·卡莱尔的政治纲领水平：政治上进步，文学上后退。他憎恨戏剧，只赏识“大朝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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