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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关于国家的构成,他认为,第一,国家需要食物,因此要有农人从事农业生产;第二,国家需要制造物品,故工匠、艺匠必须存在;第三,贸易是必要的,因此要有商人照顾国家的经济交易生活;第四,国家需要军人,和平比战争好,但如果有外族侵略,则需军队抵抗,国家必须维护其安全并防止外来及自己内部的相互攻击;第五,国家需要一些穷困的人、有钱的人、一些生活环境很好的市民;第六,必须有教士以便主持宗教仪式;第七,国家最需要的是有人负责经营及法律事务,即有统治者。此外,必须有奴隶。

  看来,国家有不同阶层的人,他们的职务如何划分呢?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有一个以上的职务。在最好的国家中,市民不能既是农人,又是工匠,又是商人。这些职务并不等于是最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是在实施及发展道德及智慧德性时获得的安逸。至于军人、统治者及教士,这三项可以由同样的人做,但不能同时执行这些职务。国家需要军人的体力,而统治国家要靠智慧,这些智慧要在体力高峰过后才获得。亚里士多德假设市民要成为国家的财产的拥有者,将先为军人,然后做统治者,到晚年再做教士。

  在市民与非市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最好有一个分界,后者包括农人、工艺匠及商人,当然奴隶也在内,这些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在自然及艺术界,低级存在是为高级的存在而存在,高级的存在是拥有理性的原则。就个人的情况而言也是一样,灵魂可以分为理性及非理性部门,身体的存在是为了灵魂的存在。国家的情况亦然,国家的必要条件及实际部门的存在是为了好的生活。所谓好,是指市民能过着有道德及具智慧德性的生活。

  5.法治思想

  二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是人治好,还是法制好的问题,对此他采取了两分法:一方面,政治是复杂的,常常会发生变化,只有人才能随机应变去处理,如果死守法律条文而不知变通,有时就行不通,所以在坚持法律的前提下,要重视人的因素。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毕竟有情感和欲望,如果单凭人的统治,很容易由感情和欲望用事,从而产生种种弊端。理想的是应根据理性,衡量利害,认清正义与非正义,制定法律,对统治者加以限制。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他又提出不能搞终身制,不能世袭制,而是要由法律规定统治者的任期,任期不能太长,让大多数人轮流执政。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共和制,只要能根据理性行事,按法律办事,就都是好的政体。可惜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样的政体,只存在变态的政体,即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当时的希腊,特别是在民主制下,常常被少数野心家用不正当的方式篡夺僭取了政权,中文译为“僭主”。当时有些统治者的权力不是僭夺来的,而是到海外去建立殖民城邦,当了统治者,这就不能称为僭主。僭主制与寡头制是不可分的。所以亚里士多德重点讨论的是民主制和寡头制。

  关于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实质是穷人执政还是富人执政的对立。在现实政体中,他说究竟应采用哪种,应根据各城邦的具体情况来定。但他还是比较倾向民主制。他认为,由多数人统治终究比少数人统治好,少数人无论多么贤明,知识总是有限,看问题不全面,而多数人,有人看到这点,有人看到那点,大家的意见集合起来,便可超过少数贤明之人,而且少数人的贤明,也是因为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多数人的优点。在现实中,在各城邦中,穷人总是多数,穷人执政是民主制,所以他认为变态的三种政体中以民主制为好。

  接着他讲了民主制的许多优点:民主制有平等和自由的精神,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几个人当永久的统治者,而是轮流执政,人人有当权的机会。民主制,担任公职没有财产定额的限制,即使有也是很低的;官吏由选举或抽签担任,任期短,不得连任,这样就废除了终身制。当然,这还只是理论上的论述,在实际生活中,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大部分时间还是得去从事体力劳动,并没有多少闲暇时间去参与政治事务。平静的生活使大家都愿意依法办事,社会比较稳定;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关心政治,统治权实际上又落在少数人手里。

  为了让穷人多参与政治事务,有些城邦规定了津贴制度,对穷人参政或担任公职给予补贴,对富人不参加公民大会则处以罚金。同时,他也指出了民主制的缺点:主要是它容易受少数人操纵利用,少数人利用多数人无暇顾及政治之机,做出一些错误决定。另外,民主制过多地判处罚金,也侵犯了富人的利益,激化了矛盾,使富人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制,恢复寡头制乃至僭主制。

  对这种矛盾,亚里士多德采取调和的办法,他劝告富人要照顾穷人的利益,穷人要顾及富人的利益,不要彼此伤害太深。这时,他在政治领域又用了在伦理道德中采取的中庸说,不要过,也不要不及。具体办法就是由中产阶级执政。中产阶级既不过富,又不太穷,正好适中。人一有钱有势,就好发号施令,不愿服从统治;太穷又容易自卑,所以由这两类人统治都不好。中产阶级正好克服了上述两种人的缺点,而且人数多,力量强大,能实现统治,他们又没有野心,可以避免党派之争。现实又告诉亚里士多德,在希腊,由中产阶级统治的城邦并不多,大多数城邦不是由富人统治的寡头制,就是由穷人统治的民主制。原因是城邦中不是富人占优势,就是穷人占优势,中产阶级并不占优势。

  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政治理论是过分理想化了,但其积极方面是要肯定的,首先,国家概念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观点,特别是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体之善,而不是只顾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这不能不是积极的思想。此外,他将政治集团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个人的幸福,亦有可取之处。他的政治学说,重视分析实际经验,概括出了一些比较科学的结论,提出一些时至今日仍可给人以启发的思想。尽管他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在讨论方法上的确有着他人不及的贡献①。

  ①3—5节参见叶秀山等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汪子嵩撰:《亚里士多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9页;G.罗伊德:《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长与结构》,(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163—176页;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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