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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雅典人第二次对哲学的犯罪

　　随着反马其顿浪潮的日益高涨，亚里士多德遂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姑且撇开雅典人对亚里士多德的人格及生命的攻击不谈，有点事实必须澄清：第一：亚里士多德向来求知，极少过问政治，偶而为之，也总是利用他和马其顿的关系为雅典谋福利。

　　第一次离开雅典来到小亚细亚后，老同学赫尔米阿斯希望亚里士多德帮助他在抽象的正义和具体的掠夺之间建立一致，但是亚里士多德只对正义感兴趣，并没有完成赫尔米阿斯赋予他的政治使命。

　　公元前337年，当马其顿大兵压境时，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斡旋，马其顿军兵临得尔斐而不战，使希腊这块“圣地”得以保全。为此，雅典人民特地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他通过对雅典人民的贡献，尤其是为了增进他们的利益而与菲利普王周旋为城邦做了出色的服务。”

　　第二：亚里士多德同亚历山大政治趣味并不相投。

　　亚里士多德一生求和。对雅典小国寡民的民主城邦制推崇备至。而亚历山大一向好战，以征服世界，建立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为政治理想。

　　此外，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加里叙尼，由于反对亚历山大接受波斯习俗而遭杀害，所以，亚里士多德和这位学生国王的关系日益冷淡。

　　更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主要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他不是某个政治集团的一分子或首要人物，但他往往被迫同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是极大的不公平。

　　然而，雅典人民不理会这些，他们容忍不了亚里士多德同马其顿人的交情，一些致命的罪名正在罗织着。这使我不禁产生疑问：难道聪明的雅典人没有发现亚里士多德天才的思想吗？他们忍心将这位大人扼杀在自己手中吗？

　　不管怎么样，亚里士多德总还是一个公众瞩目的人物。在德尔斐神庙一块断裂的石碑上，有一段铭文为他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插曲。由于“他们为在两次皮托赛中的胜利者以及从一开始便组织竞赛的人起草了一张名单，亚里士多德和加里叙尼受到了赞扬和称颂；雕刻匠刻下了这张名单并把它立在庙中。”这段铭文大约刻于公元前330年。

　　这一历史见证说明，当时亚里士多德已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了。因为这件工作要求有丰富的历史知识，需要浏览大量的历史记载，从这些材料中确定一个正确的年表，然后才能列出具有权威性的记载皮托赛会优胜者名字和成绩的名单。这张单子并不只对运动员有意义，在那个时代，历史学家还不能采用现在通用的公元纪年来安排他们的叙述。纪年的精确性必须依靠花名册，或者是城邦官员的，成者是体育冠军的。

　　但是，雅典人忘记了亚里士多德对雅典城邦作出的贡献。据说，亚里士多德曾以这样的语调写信给他的朋友阿提帕特：“至于对在德尔斐授予我的荣誉——现在它已被剥夺了——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既不热衷，也不漠然。”公元前330年曾授予亚里士多德的荣誉，后来被取消了。碑文是考古学家在一口井中发现的，可能是公元前322年在反马其顿的怒潮中被狂怒的雅典人扔在那里的。

　　与此同时，雅典人给亚里士多德罗织了一个“奉承僭主，不敬神明”的罪名，向公审法庭提出指控。

　　证据是亚里士多德为僭主赫尔米阿斯在德尔斐立像并撰写挽联。公元前341年，即亚里士多德离开莱斯波斯岛到马其顿王朝的第二年，赫尔米阿斯企图摆脱波斯控制的秘密为奸人泄露，在被波斯人掳去后受尽酷刑而死。他的最后遗言是：“请告诉我的朋友和伙伴，我没有屈服，没有作有损于哲学的事。”为了纪念这位肝胆相照的朋友，亚里士多德在德尔斐给他立了像，并亲自撰写了挽联。没想到这却成了亚里士多德“不敬神明”的“证据”。抛开赫尔米阿斯的声誉不谈，他对亚里士多德可谓肝胆相照，投桃报李。亚里士多德对他也是十分敬重，即使是出于个人的情感，对于不幸遇难的朋友写几句悼词，也是合乎情理的事。

　　但这种感情在雅典人那里已经超出了朋友的界限，而被深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即使是神仙也难逃厄运。这如同宋朝的秦桧为岳飞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一样。这种迫害也只能见于政治学和神学领域，而绝对不会出现在几何算术中。因为在几何算术中有公理，有逻辑；在政治学和神学领域中只有见解，而没有公理，孰是孰非都要依统治阶级的意志行事。一旦某个人或某种事成了他们的绊脚石，那么他们就会编造出莫须有的罪名来，从精神上或肉体上摧毁他们。亚里士多德的师祖、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因为倡导新的思想方法，要求人们关注自己的内心，也被指控为“不敬神明”和“败坏青年”罪，被判处死刑，本来可以逃生的他却不肯苟且偷生，在狱中饮鸩而亡。这是雅典人对哲学的第一次犯罪，如今，这种命运又降在了亚里士多德身上。

　　面对这种情况，亚里士多德已经预感到了悲剧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为了不让雅典人第二次对哲学犯罪，他把吕克昂的事务交给了泰奥弗拉斯特，第二次离开了雅典，离开了苦心经营的吕克昂学园，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朋友和学生，来到优卑亚岛的哈尔基斯，独自一人隐居在母亲留下的老屋中。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的亚里士多德，如今更是郁郁寡欢。公元前323年年底，亚里士多德的好朋友兼遗嘱执行人——安提帕特借援军之力，大败反马其顿联军，稳定了政治局势。但是，亚里士多德却未能再返回雅典。遭此变故，他的身心蒙受了巨大的打击，身染重病，于公元前322年在哈尔基斯他母亲的老屋中去世，享年63岁。

　　雅典人虽然对亚里士多德的死没有犯下直接的罪过，但是他们间接害死了他，这是雅典人对哲学的第二次犯罪。这时，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又萦绕耳际：“游离于城邦之外的，不是野兽，就是神了因为人离开城邦就不能生活，甚至不成其为人，犹如离开人体的手不成其人的手一样”。毕竟，亚里士多德既不是野兽，也不是神，他同样是一个需要亲情关怀的血肉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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