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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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这就是同志们哪！尽管旁边有几张小桌子，足可以让她们三个人悠闲自在地坐下进餐，但是伊莎多拉还是想坐到大圆桌那边去。她兴致勃勃地和他们打招呼：“同志们，你们好。”她的脸上堆满了亲切坦率的笑容。　　但“同志们”自顾自地继续喝汤。向旁边略略斜视一眼以后，他们又去从事他们喝光肉汤的大业了。　　这样，她们这些新来的客人只好默默地坐着。同样用三口洋铁碗盛着的神秘莫测的肉汤，还有三个大黑面包推到了她们的面前。　　伊莎多拉做了个手势，表示她想在市长的宴会上，一点一点地啜饮这碗肉汤，品味品味这种“女巫的饮料”。艾尔玛总算把汤匙伸到了碗里，但无法再把它送到嘴边。让娜这个女孩子，她只是一声不吭地坐着，看上去如同一个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的早期基督教徒。　　和进来时一样，她们又饿着肚子走出了餐厅，回到临时住宿的房间。　　立刻有人敲门。随着一声轻柔的“请进”，那位同车的机要员走了进来。他从自己的口粮里，给她们送来了一暖瓶的可可茶，还有一些白面包。这三位妇女对他真是感恩戴德，视为救星。她们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突然，让娜令人毛骨惊然地尖叫了起来。艾尔玛转过身去，只见一只彪形硕鼠在房间里从容不迫地爬着。让娜紧接着又尖叫一声，从坐着的椅子上跳了起来。伊莎多拉从床上坐起，和她一起奔出房间。年轻的机要员试图诱捕那只硕鼠，但没有成功，它拣食了撒在地上的一些面包屑以后，又悠哉悠哉地回到浴缸下的隐身之处，有几只小耗子在那里吱吱直叫。　　在伊莎多拉·邓肯遗留在莫斯科的几页草稿里，她粗略地勾画出了她打算撰写的那本有关俄国之行的回忆录的开头部分。她是这样写的：　　我去俄国，伴随我的只有我的学生艾尔玛和我的忠诚的小保姆让娜。她虽然生活得提心吊胆，但始终不肯离开她的“太太”。在火车驶过飘扬在国境的红旗时，我们早已听到不少骇人听闻的传说，所以对画中那些布尔什维克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他们身穿法兰绒的红色衬衫，大黑胡子，口里噙着刀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三人为非作歹。然后在一个夜晚，切断我们的喉咙，寻欢作乐。当我们看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年轻人，灰色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告诉我们说他只是共产党人的一名学生，能说六种语言，非常愿意为我们服务。我们承认，我们都感到非常激动，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失望。他很害羞，完全不是我们预想中的那种布尔什维克。我发现，只有在谈到列宁的时候，他那双在眼镜后面的灰色眼睛才发射出无限崇敬的光芒，他整个颀长的身体也因激动而抖个不停。他以颤抖的声音，讲述共产党员们如何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打退白匪军的进攻，把这场神圣的战争描绘得壮烈雄伟、有声有色。　　到莫斯科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把让娜留在旅馆一个租来的房间里，她独自睡在床上，由于见到了“许多大老鼠”而歇斯底里地哭个不停。我们则和一个小布尔什维克一起在有着许多教堂和金碧辉煌的圆屋顶的神秘美丽的城市里闲逛。他大谈共产主义的未来，越谈越兴奋，一直谈到东方发白，个个愿为列宁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不久天上乌云密布，在我们的头上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们的这位向导似乎对挨浇毫不在意，我则念念不忘我们已有14个小时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后来见得多了，我才发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根本不在乎冷热、饥饿或者其他物质上的困苦。如同早期基督教的殉教者，他们完全生活在信仰之中，绝不考虑生活上的事惰。而艾尔玛和我实在是困顿不堪，因此只好迈着沉重的步子，返回火车…… 　　他们乘坐的这列火车，仍然载着全部笨重的行李，停在车站的旁轨上。给了列车服务员一点小费之后，伊莎多拉、那位年轻人、艾尔玛设法打开了两间列车车箱的分隔间，在那里安安静静，甚至可以说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　　当伊莎多拉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已经11点了。怀着渺茫的希望，他们又在车站上等着，以为总会有人来带她们回旅馆——那个年轻人早上早已离开了车站。结果还是空等了一场。　　她们决定朝市区的另一头寻找归路。这时天已大亮，笼罩着这座城市的神秘色彩也随之一扫而光，看上去显得那么荒凉和破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扑进她们鼻孔的气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典型东方式的。在大街小巷散了一个多小时的步以后，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借着辨别方向的卓越才能，最后总算找到了那个老鼠旅社。它的名称对一个熟知“伦敦卷心菜”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嘲弄。　　据在旅馆等着她们的弗洛林斯基说，他还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任何回音。她们只好坐下来，不知在这个旅馆里到底还要等多长时候。直到下午卢纳察尔斯基从乡间度假回来，发现桌上放着这位舞蹈家已经到达的通知，才派他的秘书接她到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　　最后一切总算有了个着落。让娜歇斯底里发作，艾尔玛精疲力尽，她自己既疲倦又失望。所有这三个人，在经历了四天食无定规、休息不好，以及由于来到这片新的国土，开始了新的生活所引起的过度兴奋疲劳之后，对于能够被人送进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至少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不用害怕老鼠，不用咀嚼令人作呕的食物，就已心满意足。　　教育人民委员为伊莎多拉·邓肯匆忙安排的住处，据带她去那儿的秘书说，是格尔采尔公寓。　　格尔采尔是谁？她问。　　卢纳察尔斯基的秘书圆瞪双眼瞧着她，仿佛她问他谁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谁是夏里亚宾。像她这样一个伟大的舞蹈家，居然不知道同时代人！这位年轻人彬彬有礼地向她解释道，格尔采尔是俄国最有名的舞蹈家，是莫斯科歌剧院的首席芭蕾舞女演员。她和安娜·芭甫洛娃属于同一学派，又是同时代人。　　这位秘书接着说，当卢纳察尔斯基见到他桌上的条子，得知邓肯已到俄国时，他有点不知所措。　　对于伊莎多拉是否真的会放弃欧洲那些大都市的舒适生活，前来动荡不安的俄国生活和工作，他确实没有多大把握，因此他没有为她安排住处。那时，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共产党的官员和政府办公人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招待邓肯这样的一位贵宾。（当时，世界各国都称她为“伊莎多拉”，只有俄国，自从她1905年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以来，一直称她为“邓肯”。）　　在什么地方为邓肯安排一个舒适的住处呢？卢纳察尔斯基想起了莫斯科空着的格尔采尔公寓。当时邓肯正在俄国南部旅游观光。这位人民委员按照共产主义早期的一般作法，征用了这座无人居住的公寓，并派他的秘书按这位贵宾。他可能政务繁忙，但不妨设想一下，即使仅仅为了弥补前一天的接待不周，他也应该拜访一下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她初到莫斯科，人地生疏，他理应亲自陪她去住宿的地方。但一直过了好几天，伊莎多拉才初次见到这位先生。在这以前，她已数度和他函电往来，告诉他她即将前来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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