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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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当自成一派的意象主义小集团看到，他们的成员谢尔盖被一个女人迷住了，而且在他们眼中她简直是一个由夏娃和夜妖合为一体的女人，他们开始寻求办法和采取措施来拆散这对恋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真的因为他们觉得伊莎多拉·邓肯会对诗人产生不良的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嫉妒那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和自由。这个团体还从事印刷业务，并开办了一家商店，这些人认为，如果一个人退出了团体，肯定迟早会有别人跟他学，这对写诗和他们的业务自然会有损害。这个小集团必须保持完整。　　大约12月底，出现了一个能把叶赛宁从他与那个女人的关系中拯救出来的机会。这个集团的一位好友将要被派往波斯，他同意带谢尔盖一起去做此长途旅行。其他诗人拟定了计划，并决定谢尔盖到火车站前不告诉他这件事。然后像与他开一个大胆的玩笑那样，他们将让他去波斯旅行。　　火车将要开出的那一天，叶赛宁到火车站来向他的朋友告别。他在火车正要开动的一刹那才到。他被大家举到车上，行将离开的那个朋友伸出手臂接住他，这时火车嚓嘎嚓嘎地开走了。其他诗人在月台上站了好久，看到他没有跳车，就顺着铁路线走回了莫斯科。　　马里恩戈夫和集团中的其他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的计划成功了。然而，没出几天，从距首都两天路程的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真见鬼，你们把我弄到这样的境地……我要在这里换乘的私人汽车已经出发去波斯了。罗斯托夫糟透了。向伊莎多拉和艾尔玛问好！我想，我离开以后，她们周围的空气一定清新多了，她们肯定已经把我忘了。托里，你这个白痴。我听了你的话，也聪明不了多少。　　谢尔盖　　第二天，叶赛宁又回到了莫斯科，而且，1922年初，他住进了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漂亮的公寓，与伊莎多拉·邓肯同居。　　伊莎多拉的家里总是挤满了五花八门的狂放不羁的俄国艺术家，有意象主义诗人、雕刻家、音乐家、室内装饰师等等。几个美国人使这些艺术家活跃起来了。那些美国人大多数是记者，还有少数美国救济协会驻莫斯科人员。　　叶赛宁似乎总是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到某个地方去赴他害怕会迟到的约会。由于他这个习惯，伊莎多拉送给他一块漂亮的小金表作礼物。她想，他的背心口袋里有了准确的时间，他就不会总是跳起来，赶紧跑到没人知道的什么地方去。　　然而，这块表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样，叶赛宁还是继续从安乐椅上跳起身来，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约会。　　叶赛宁是个执拗任性的小孩子，而伊莎多拉则是个爱着他的母亲。她的深情的爱，足以使她宽容和原谅一切粗俗的咒骂和傲气。在伊莎多拉多情地向叶赛宁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时，经常遭遇到后者无礼而粗暴的拒绝。这样的爱情与幸福的场面之后，伊莎多拉常常喝得醉醺醺地，许多天不到普列特奇斯坚卡去。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些时候。到了2月，伊莎多拉接到列宁格勒一个剧团演出主办人的邀请，去那里演出几场节目。她问谢尔盖·叶赛宁是否愿意与她一起去列宁格勒。他那时正处于田园诗般的情绪中，所以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两人一起动身到北方去了。　　然而，在他们出发去列宁格勒前，一天晚上，叶赛宁的朋友们无情地取笑他的“订婚礼物”——那只“贵族化”的金表。然后他便来到伊莎多拉的房间，把表还给了她。　　伊莎多拉拒绝接受那只表。她对他说，只要他真心爱她，他就必须保留这只表，不管那些愚蠢的朋友和他们那些离奇古怪的狂放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得把她的照片放在表壳里。她给了他一张自己护照上的快像。　　叶赛宁天真地表示喜欢这个主意，并把装着照片的表又放回口袋。几天以后，为了某件使他不高兴的事突然发起脾气来，他像训练有素的掷铁饼运动员那样，竭尽全力把金表猛地扔到房间的另一头。　　在叶赛宁怒气冲冲地离开房间后，伊莎多拉慢慢走到角落里，悲伤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片，摔坏的表壳和表壳中七零八落、无声无息的机件。从那些小碎片中，她捡起了自己含着微笑的像片。　　到列宁格勒后，他俩来到达恩勒特勒旅馆。在那里，伊莎多拉按照她的惯例预订了最好的一套客房（几年后，就是在这套客房的卧室中，诗人叶赛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一安顿下来，就像往常一样有许多朋友来拜访她，向她表示敬意。来访者中有一些富有的美国人，他们曾在伊莎多拉的某次美国之行时见过她。　　一进门，他们就脱去厚厚的毛皮大衣。其中一个人没太留意，把大衣随手扔到一张椅子上，大衣又从椅子上滑落到地板上。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弥漫起一股什么东西烧着了的特殊气味。大家在房间四下看了看，但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于是继续交谈下去。那股气味依然没有消失，甚至越来越刺鼻了。但是，屋里没人再注意这股气味，直到客人们起身离开。这时，他们发现，从椅子上滑下来的那件大衣，掉在了一个小电炉上，这个电炉是伊莎多拉买来给房间加温的。崭新漂亮的美国毛皮大衣上逐渐烧了一个大洞。　　伊莎多拉说：“你瞧，梅特林克是对的。物体确实是有灵魂的。这可能是一个出色的共产主义电炉，以它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美国的代表提出了抗议！” 　　达恩勒特勒旅馆的地下酒窖很有名，其中储存着所有战前最好的一品脱、一夸脱和两夸脱装的美酒佳酿。　　叶赛宁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也很快发现，和伊莎多拉一起旅行，赐予他某种特权，他想什么东西，就可以随意吩咐。　　结果，伊莎多拉演出结束回来后，经常发现叶赛宁面前堆着许多各种各样的空酒瓶。他们在达恩勒特勒旅馆逗留期间，叶赛宁还不止一次地被男服务员们强行弄回房间，因为他们发现他在餐厅里脱得一丝不挂地四处游荡，酗酒闹事。　　就是这一时期，在列宁格勒的一系列演出中，发生了一件使伊莎多拉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列宁格勒的第二场演出是专为在海军基地的水兵们举行的。挤满剧院的3000名水兵中，大多数是1917至1918年的革命中的老兵，他们是来自“曙光”号巡洋舰和其他领导起义的军舰上的水兵。　　伊莎多拉演完节目单上的第一个舞蹈后，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剧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水兵们燃起的闪烁不定的火柴光，根本无法把剧场照亮。观众席上发出了脚步声、笑声、喊声和口哨声。过了一会儿，由于观众越来越喧闹了，后台的一个人设法找到一盏点蜡烛的灯笼。他们把灯笼拿到台上伊莎多拉站着的地方，她正为日场演出出现这样的结果感到点儿紧张。伊莎多拉将灯笼高高举过头顶，向前走到舞台边，问水兵们愿不愿意为她唱几首他们的歌曲。舞台上有人把她的要求译成了俄语。　　在瞬间的沉默后，从她面前的黑洞洞的大厅中，伊莎多拉听到一个独唱的声音。那声音洪亮圆润、充满活力、坚定自信，唱的是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华沙革命歌》的开头两句：　　敌人的哨声在我们四周呼啸，　　黑暗的势力企图把我们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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