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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返回部队后，叶赛宁被安排在皇村的一座陆军医院供职。直到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他才离开了军从，加入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队。二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叶赛宁于3月17日被派往国家杜马属下的军事委员会供职。有感于3月3日在彼得堡马尔索夫广场为二月革命牺牲者所举行的隆重葬礼，叶赛宁创作了《同志》这首充满了革命激情的诗。同年5月底他回到故乡康斯坦丁诺沃，在那里度过6月和7月。正是在伟大转折的1917年叶赛宁在诗中抒发了对故乡和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之情：

　　明天一早把我唤醒，
　　让我们小屋里点亮油灯。
　　都说我不久将会变成
　　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诗人。

　　十月革命爆发时，叶赛宁满腔热情地表示欢迎，他称自己“整个地站在十月一边”。十月革命的风暴带来了叶赛宁诗歌创作上的转折，使他面向革命题材。《天国鼓手》（1918）正是革命题材的诗篇，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然而，当时叶赛宁尚未从根本上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他寄托于革命是建立“农民的天堂”（《伊诺尼亚》，1918），以代替农民世世代代所处的不合理的地位。

　　1918年3月，莫斯科被宣布为国家的首都，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叶赛宁也随之迁居莫斯科。以叶赛宁为首的一批诗人，当即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出版合作社：“莫斯科语言艺术家劳动组合”。根据叶赛宁的倡议，出版工作者接受了“新纪元”

　　这一概念，即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算起，作为“新纪元”的开端。从此，这个出版合作社所出的书，封面和扉页上都印有新的社徽和新的纪年。社徽系一只报晓的雄鸡，纪年则是“一世纪第二年”字样。

　　这一徽记本身早已被人们遗忘了，而印有这一徽记的为数不多的书籍如今却已成为苏联几家大图书馆的珍本了。叶赛宁采用的雄鸡报晓作为徽记，其含义是很深的。对俄罗斯劳动人民来说，雄鸡历来是欢迎黎明和旭日东升的象征：雄鸡以自己的歌声呼唤光明、驱除邪恶与黑暗。叶赛宁就是以这一形象来代表新时代的诞生，并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同新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莫斯科当时正处在饥饿之中，纸张匮乏、昂贵，“劳动组合”资金不足，很快也就破产了。叶赛宁回到康斯坦丁诺沃小住，亲眼目睹了农民“无偿”地分得了土地的喜悦。诗人的革命激情空前高昂和振奋，并以宗教象征的形象创作出《约旦河的鸽子》一诗。“约旦河的鸽子”源自圣经故事：基督在约旦河行洗礼时，见到从天而降的鸽子在其头顶上空翱翔——此乃上帝为他祝福的征兆。该诗表达了诗人向往革命、变人间天堂的广泛联想和憧 憬：

　　人们啊人们，我的兄弟！
　　我们大家都会在将来，
　　定居在幸福的村庄里，
　　在那里踩出一条银河来。
　　逝去的和正在消逝的，
　　切莫舍不得把它丢弃，
　　在盛开铃兰的地方，
　　定比我们的田野美丽。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叶赛宁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接近，甚至与盖拉西莫夫合作创作了一个革命题材的电影剧本《霞光在召唤》。叶赛宁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文学创作中。

　　噢，我满头的灌木丛已经枯萎，
　　诗歌俘获我，使我变得憔悴，
　　我终被判处在感情的苦役中，
　　去把叙事诗的磨盘苦苦地推。

　　《无赖汉》（1919）中的这一诗节，使人看到叶赛宁与诗歌创作的不懈之缘，正如那著名的“红鞋”使女主人公无法停住舞步，叶赛宁直到临终前还在进行诗歌创作，甚至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绝命诗。

　　1919年，叶赛宁成为意象派诗人，并参与发表这一流派的宣言，赞成“形象本身就是目的”、“形象战胜思想”、“让语汇摆脱内容”等“纯艺术”口号。毋庸讳言，意象派的诗是谈不上重大社会内容的。叶赛宁不久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迷误，渐渐脱离了意象派，并在《生活与艺术》（1921）一文里对意象派作了批判，指出诗歌中只有“语言与形象”是远远不够的，对艺术持这样一种态度是“极其不严肃的”。他把艺术看作是“表现理性内在要求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他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1921），热情歌颂俄罗斯18世纪的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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