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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和邓肯的悲剧婚姻 本世纪初，伊莎朵拉·邓肯是风靡欧洲的著名美国舞蹈家。她热爱苏联，称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是“人类精神启蒙的伟大发源地”，预言“莫斯科将成为最令人向往的城市”。她决心把自己的艺术天才贡献给世界上第一个新型国家，为苏联培养一代新的舞蹈演员。1921年秋天，应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的邀请，她不远万里，途经许多国家来到苏联。在她踏上千里迢迢的旅途之前，巴黎和伦敦的一些资产阶级抢“头条新闻”的记者对她争相围攻，提出各种挑衅性的 问题。 邓肯的“答记者问”则被当作头等轰动的新闻竞相刊登在当时的西方报刊上。 “苏维埃俄罗斯正在闹饥荒，您此去不害怕吗？” “我害怕的是精神上的饥饿，而不是肚子饿不饿。我的生活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只有在俄罗斯我才能创办自己所希望的那种学校。” “您跟苏维埃政权达成了什么协议？” “我去苏维埃俄罗斯，不需要任何协议。我讨厌那些个什么协议！ 俄罗斯人那里尽管吃的方面紧张，但他们要让艺术和教育面向人民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① ①《回忆谢尔盖·叶赛宁》，“莫斯科工人”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314—315页。 邓肯本可以在西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但她为了自己的信仰，毅然抛弃舒适的地位和享受，来到刚刚恢复战争创伤但仍然贫穷落后的苏联。她认为，只有苏维埃俄罗斯才是不被金钱收买的艺术祖国。为了表达她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信念，她在登台演出时常常是“一身红装”——红衣红帽和红鞋。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她十分钦佩。她在莫斯科开办了一所150人的舞蹈学校，传授技艺。在谈到开办舞蹈学校的目的和意义时，邓肯说道：“我想训练你们的儿童，使他们具有与高尚心灵和谐一致的优美体魄。”②卢那察尔斯基在回忆邓肯时说道：“阿莎朵拉觉得，如果使人体变得轻盈、匀称、灵活自如，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人的意识乃至对人的社会生活发生良好的影响。”③为了丰富在苏联各地巡回演出的节目和扩大革命主题的影响，邓肯特意创作了新型芭蕾舞《国际歌》。 ②见И.施奈伊捷尔：《同叶赛宁的会见》，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16页。 ③见И.施奈伊捷尔：《同叶赛宁的会见》，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39页。 192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为邓肯举行专场音乐会，列宁坐在观众席上。邓肯在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和斯拉夫进行曲的伴奏下跳了许多舞蹈，也表演了“国际歌”舞。观众频频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倡议下，台上是邓肯表演“国际歌”舞最后一场，台下是全体观众起立同声高唱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和振奋人心的激昂充满了整个剧场大厅。据同时代人回忆，邓肯给列宁留下了极好的印象。① ①参阅C.德列依金：《新篇章 》，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70年，第381页。 就是这样的一位天才的舞蹈家，于1922年重新点燃了叶赛宁心中已经熄灭了的爱情火焰，而叶赛宁的爱则焕发了她的第二个青春。邓肯与 叶赛宁都具有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她之所以对叶赛宁一见倾心和钟情，首先由于她崇拜天才，她在叶赛宁身上首先看到的是诗人，尔后才意识到他同时又是个常人。凡是她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够给予叶赛宁的，她都给予了。只有叶赛宁才能够在这位女性身上激发出那么多的艺术创造力，只有叶赛宁才能在她那里发现那么多缠绵的柔情。邓肯第一次与叶赛宁相见时就紧紧握住叶赛宁的双手，惊讶地凝视着他。邓肯终于看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惟一的”意中人，把对叶赛宁的爱看作是她的生活的“最后一次复兴”。她简直不能相信，这个英俊潇洒的诗人神情忧郁的蓝眼睛里竟能迸发出如此灼人的热情。叶赛宁则在邓肯身上既看到成熟女性的风雅，又看到少女般纯真的热情，她在台上或台下的每一个姿势，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他俩有着共同的艺术语言，相近的艺术见解。邓肯视舞蹈为“心灵的背影”，叶赛宁视诗为“心灵的钥匙”。他们之间虽然语言不通，年龄悬殊，但却一见倾心，通过艺术媒介两心相印了。 邓肯先前与西欧国家签订了演出合同，此时已临启程日期。叶赛宁则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同行的诗集在国外出版①事宜须要亲赴商谈，于是决定同邓肯一起前往。此外，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目的：“亲眼目睹一下西方世界，获得感性认识。”在叶赛宁与邓肯出国旅行之前，卢那察尔斯基以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了叶赛宁一份随身携带的证明文件，其中要求“苏维埃政权党、政、军各级领导人给C.A.叶赛宁提供一切方便”。② ①20年代初，由于纸张奇缺，政府允许国外私人出版社为国内出版文艺书籍，经国家出版社同意后运往国内销售。 ②B.符多文：《叶赛宁的国内旅程》，《文学问题》，1966年第10期，第251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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