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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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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表列茨科夫开始叙述刚刚结束的两次演习中的第一次演习时，特别是当他说到拥有六十到六十五个师的东方（红方）成功地突破了西方（蓝方）及其五十五个师的防御时，在座的人都不安起来①。斯大林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兵力优势这么小，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①此处似有误。据朱可夫回忆录说，他当时被指定为演习中的“蓝方”（西方），假定是发动进攻的德军一方。帕夫洛夫被指定为演习中的“红方”（东方），假定是进行防御的红军一方。双方兵力是：西方六十多个师，东方五寸多个师。演习结果是红方失利。朱可夫还指出，这次演习的情节，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很多方面非常相象。——译者注 麦列茨科夫的回答不是斯大林想要听到的回答。他说：东方部队从战线上“战事较少的”地段抽调部队，使它获得了“局部”兵力优势。 斯大林立即反驳道：“在我们这个使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时代，‘局部’兵力优势不能保证进攻一方获胜；实施防御的敌军，拥有同样的机动手段可供使用，能够在短时间内变更部署，加强遭到威胁的地段的兵力，这样也就抵消了进攻者建立的‘局部’优势。” 当麦列茨科夫开始叙述第二次演习时，斯大林用挖苦的语调问他道：“唔，这一次谁胜了呢？可能‘红方’又胜了吧？” 表列茨科夫企图避免直接回答问题，毫无说服力地说什么在军事演习中不会出现明确的胜负，讲评人只是估量一下双方的行动是否正确。卡扎科夫回忆说：“这一招未能奏效。”麦列茨科夫被告知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还是想知道参加演习的哪一方是胜利者。”表列茨科夫未能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报告完毕以后，斯大林讲了话。他的话直截了当，切中要害： 可能，在条例的宣传材料中应该写上我们一个师在遭遇战中能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一个师。而在进攻时，一个半师能突破他们一个整师的防御。可是在在座的这些人的圈子里，在未来的方面军司令员们和集团军司令员们面前，就必须讲讲实际的能力是怎样的。 接着又发生了一个令人十分难堪的插曲。副国防人民委员T·N·库利克在会上发言，要求把一个师的编制人数增加到一万八千人，要求用马匹牵引（炮车）。在一问一答中，暴露出他对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的无知。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他，并对铁木辛哥说。“只要对于摩托化和机械化存在着如此混乱的看法，你们就不会有摩托化和机械化。现代战争是一场摩托化的还争——在陆地、在空中、在水上和水下都是如此。” 卡扎科夫写道，斯大林对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批评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这批评就象一只飞去来器，击中别人，又飞回来击中了他自己”，因为1939年11月21日作出解散坦克军的决定时，斯大林也参与了决策。 在朱可夫、帕夫洛夫等人发言以后，会议宣告结束。会议参加者的心情可说是苦乐参半——他们对于红军进一步机械化的前景感到满意，为总参谋部的报告感到难堪。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傍晚，苏联领导人作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命，朱可夫担任了总参谋长，而M·Ⅱ·基尔波诺斯上将接替他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麦列茨科夫被调到作战训练部，显然是对他在斯大林和政治局面前表现糟糕的惩罚。朱可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以后，再一次得到了荣誉——1941年2月，他当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更加恶化了。朱可夫立即着手加速实施由斯大林和铁木辛哥发起的对军事机构的改组，清除不称职的军官，谴责他所看到的官僚主义作风，因而普遍地提高了全军的状况。 1941年3月8日，中央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更明确地规定了国防人民委员都的内部分工。对苏联红军的领导，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通过总参谋部（朱可夫）和若干个总部来实施。朱可夫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因而他不仅领导总参谋部，而且负责监督通讯部、燃料供应部、空防部以及总参谋学院。此外，准许两名副人民委员——一朱可夫和布琼尼直接去见政府领导人，洽谈有关国防机构的种种问题。 这年2月23日，恰逢红军建军二十三周年，朱可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论述了红军取得的进步。他写道：“人员、武器、军事思想——这是一支军队的三个基本要素。”他还指出红军现在正迅速充实这些要素。关于哈勒欣河战役，朱可夫说，苏联军队在那里经受了“严峻的长时间的考验”。他说，芬兰战役，是一次严重考验，而粉碎曼纳海姆防线，“是迄今为止通过大规模强攻，”突破现代化永久筑垒地域的唯一战例。”然而，朱可夫并未一味赞扬，他也提到一些缺点，他说： 可是，我们如果让胜利迷住了眼睛，对于我们在士兵训练方面已经暴露出来的缺点视而不见，那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这些缺点是由于训练方法中普遍存在的因循守旧和墨守陈规造成的。在战争的初始阶段，这些缺点显露出来，自然就对作战产生了有害影响。① ①劳特巴奇箸《这些人是俄国人》，第127页—第129页。——原书注 朱可夫在指出1940年8月恢复了军官“单一首长制”之后，进一步强调了单一指挥的必要性。他想方设法扩大指挥员的权限，提高他们的权威，进一步加强军纪。他极其重视官兵之间的良好关系，强调指出互相信任和尊重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他警告说：“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我们周围激烈地进行着。由于我们重建了军事训练制度，我们取得一些不容置疑的成绩。训练是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我们提高了我军的战术水平。可是，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自满自足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① ①同上。——原书注 在此期间，希特勒对斯大林越来越绝望了。虽然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会见里宾特洛甫时，提到了苏联打算占领比萨拉比亚，但他没有提到苏联也打算占领布科维纳。希特勒对事态演变很不满，因而德苏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了。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率代表团到达柏林，这是一位苏联政治家首次访问纳粹德国。莫洛托夫说，俄国希望德国停止在芬兰的一切军事行动，承认苏联在巴尔干的利益以及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基地……① ①乔治·凯南著《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与西方》，第339页—第343页。——原书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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