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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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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朱可夫用高频电话跟时廖缅科通了话,把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委任罗科索夫斯基执行最后消灭斯大林格勒德军的任务,并把叶廖缅科的第57、第62和第64集团军转交给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不出朱可夫所料,叶廖缅科很难过,于是朱可夫试图向他解释为什么要作出这一决定。 不久以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更名为南方方面军,并被派去进攻罗斯托夫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关于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拨归顿河方面军指挥的指令是12月30日下达的。 1943年1月,顿河方面军的编成内共有二十一万二千人,约六千五百门火炮和迫击炮,二百五十余辆坦克和近三百架作战飞机。 关于最高统帅部和朱可夫在这次反攻中所起的作用,苏联历史学家们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才首次作了精确而作尽的描述。比较有益的记载之一是Q·沃罗比尧夫上校在《军事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指摘沃罗诺夫元帅早些时候发表的有关这次攻势的文章学术水平不高。在赞扬了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沃罗诺夫在全面制订这次战役计划方面所做的工作之后,沃罗比尧夫指责沃罗诺夫说。 现在让我们稍许谈谈H·H·沃罗诺夫对最高统帅部12月28日指令的批评。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最高统帅部的那项指令,要求对部署进行很多调整,还需要增加许多部队、多消耗大量炮弹……我们很清楚,这个《莫斯科方案》。进程是极端缓慢的,而且必须投入许多兵力和兵器……不仔细地研究情况,不先同我们(最高统帅部驻战区代表)进行初步讨论,就通过了最高统帅部的决定,这种做法使我们感到惊讶…… 令人遗憾的是,回忆录的作者并没有举出事实性的论据来证明他的批评。 沃罗比尧夫接着对方面军的作战方案同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方案进行了比较,证明最高统帅都的指令并非象沃罗诺夫说的那样必须对部署进行许多调整。他证明,在第65和第66集团军的作战地区,方面军提出的计划和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只有一些微小的差别。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其他集团军的配置也不需要作重大改变。 “实际上,最高统帅部对于方面军的计划所作的改动,是改变了第65、第57、第64和第66集团军的主力部队的突击方向。……从而减轻了部队的各项任务。而这样做是更符合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的。① ①Q·沃罗比尧夫著《关于“指环”战役》,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2年11月号,第52页—第54页。——原书注 沃罗比尧夫上校承认,最高统帅部犯了一些错误。例如,在7月至9月期间,在顿河河套和在耶尔佐夫卡——萨莫法洛夫卡一线发动反击时,最高统帅部无根据地用零敲碎打的方式使用它的战略预备队,因而不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而且招致了重大损失。最高统帅部也没有为消灭被围的轴心国部队,为在德军防线上打开缺口之后扩大进攻提供预备队。 但是,沃罗比尧夫指出,最高统帅部关于粉碎被围德军的决定是适宜的、正确的。他斥责沃罗诺夫竟声称这是采纳了他的计划和顿河方面军司令部的计划。沃罗比尧夫说,他非常希望对此作出澄清,因为这一争论“具有教育意义——它涉及到最高统帅部为一方,最高统帅部代表和方面军司令部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援引一系列文件之后。沃罗比芳夫说,“指环”战役是根据1942年12月28日最高统帅部指令实施的。他最后写道:“必须表示如下的希望: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们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特别是在探讨一些重大的问题时,不应当依靠他们的笔记和记忆。利用档案馆的文献来核对事实,将大大有助于精确确定各种事件的真实情况。” 由此可见,沃罗比尧夫的批评乃是为达致历史真实,从而把功劳归于应该得到它的人——最高统帅部和包括朱可夫在内的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又一次令人振奋的努力。 亚历山大·沃思指出,朱可夫是“这次战役的真正智囊”,尽管在苏联战后出版的历史书籍中,人们试图尽量缩小他的功绩。另一位卓越的军事史学家汉森·W·鲍德温在他的关于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记载中写道,苏军的反攻“是最高统帅部提出的设想,其中特别是T·K·朱可夫的设想……,他得到总参谋长华酉列夫斯基将军和H·H·沃罗诺夫的帮助。” 他准确地写道: 最高统帅部制订苏联的战略方针并指导它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说,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方式就象一个委员会,但朱可夫元帅——他很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最伟大的将领,他挽救了莫斯科,并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总参谋长和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是居于斯大林之后的最显要的成员。在整个战争期间,朱可夫自始至终都是最高统帅部成员,而且他在制订和实施苏联的战略计划方面所做的工作超过任何别的人。① ①汉森·鲍德温著《胜仗和败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战役》,第435页—第436页。——原书注 鲍德温重申:斯大林、朱可夫、沃罗诺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共同分享着制订斯大林格勒反攻计划的巨大荣誉。 令人感兴趣、但却并不今人感到意外的是,战后时期苏联作家们开始大肆赞扬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中的作用。1957年11月,朱可夫被撤职,一批所谓的历史学家试图趁机编造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神话,吹捧赫鲁晓夫,并且抬高他们自己。 直到1963年2月2日,马利诺夫斯基①为庆祝斯大林格勒胜利二十周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才重新提起朱可夫的名字,说他是在为斯大林格勒会战提出设想和制订计划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三名(另外两名代表是华西列夫斯基和沃罗诺夫)最高统帅部代表之一。 ①马利诺夫斯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曾先后担任过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1945年晋升为苏联元帅。1957年10月朱可夫被撤职后,他接任国防部长。——译者注 不久,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新的历史书籍出版了,可以明显看出,作者们勇敢地试图把斯大林格勒反攻的功劳归于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最高统帅部的其他成员。B·莫罗佐夫上校在1965年7月10日的《消息报》上撰文评介一卷本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一书。他指出。这本书对于一些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人物在制订军事计划方面的作用,既没有夸大,也没有低估。他特别指出,该书的作者们对早些时候有关反攻计划的制订的记载,作了重大的阐明性的更正。 莫罗佐夫说,有些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企图造成一种印象:这项工作是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即赫鲁晓夫)完成的。但这部新历史书的作者们则更全面、更客观地评介了最高战略领导机构和某些个人所起的作用。 他说,作者们适宜地指名赞扬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贫扬了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以及各个前线司令部。 其他一些著作也重申,这次战略反攻的实施是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同时考虑了各方面军司令员的建议。而战役的准备工作则是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下进行的。① ①参阅A·A·斯特罗科夫编《军事学术史》,第409页—第411页。——原书注 1968年,朱可夫本人终于有了发表看法的机会。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我个人来说,保卫斯大林格勒,准备反攻,并参加有关我国南部各次战役问题的决策,有特殊重大的意义。我在这里组织。反攻的过程中,取得了比1941年在莫斯科地域大得多的实际经验。当时在莫斯科,兵力有限,不允许实施旨在合围敌军集团的反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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