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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墨菲声称，在艾森豪威尔与朱可夫第一次会晤的过程中，苏联人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三项宣言完完全全符合苏联的意图。第一号宣言解散了德国全国政府的最后残余，把德国的最高权力交给各战胜国的总司令。

　　第二号宣言规定，在处理涉及整个德国的问题时，各战胜国必须协商一致，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每一位总司令在他自己的区域内将拥有最高权力。实际上，这一宣言赋予每个占领国以绝对否决权，结果造成了德国在东方战胜国的地区和西方战胜国的地区之间的无限期的分裂。

　　第三号宣言划定了各占领区之间的边界，并确认了关于把柏林划分为几个区、每个战胜国各占领一个区的伦敦协议。第三号宣言与1944年9月12日伦敦议定书和11月14日伦敦议定书，至今仍然是西方卫戍部队留驻柏林的主要法律根据。

　　在艾森豪威尔刚要离开会场时，朱可夫对他说，他刚刚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指示他把苏联的胜利勋章授给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元帅。这个奖赏，以前从未授给过任何外国人。朱可夫问艾森豪威尔愿意在什么时候把勋章授给他，艾森豪威尔建议朱可夫到法兰克福他的总部去主持仪式。朱可夫同意了，而蒙哥马利说，既然他在欧洲战役整个期间是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之下，他也愿意在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受勋。

　　6月10日朱可夫到达法兰克福之后，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朱可夫先给艾森豪威尔授勋，然后给蒙哥马利授勋。在铂基底上镶着一些钻石和红宝石的胜利勋章，给出席这次仪式的为数不多的目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迪恩认为美国给外国人授勋这件事做得不大高明。不到一星期以前，美国政府授予了朱可夫一枚荣誉勋章，这种勋章几乎无法跟胜利勋章相比。在战争后期，美国当局才规定，可以授给外国人的最高级勋章是总司令级荣誉勋章。可是，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前，巳经把更令人羡慕的特别功勋勋章授给了一些英国军官。迪恩评论说；

　　一般地说，俄国人对授勋非常重视，而且他们对每种勋章的相对重要性也是世界上最有研究的。他们把他们的最高勋章——胜利勋章授给了艾森豪威尔，而授给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如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安东诺夫的勋章，并不是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勋章中最好的勋章，我想，他们对此也许会觉得自尊心多少受到伤害。

　　授勋仪式后，举行了午宴。在午宴上，为各国领导人、为盟国的胜利频频举杯祝酒。朱可夫元帅首先为艾森豪威尔祝酒。

　　他说：“我要向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祝一杯酒，由于他的卓越才能，盟军取得了辉煌伟大的胜利。”他说他“曾怀着惊讶不已的心情”注视过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几次辉煌的战役。他对于艾森豪威尔大规模使用飞机、大炮、坦克和海军的情形印象特别深刻。他说：

　　我们苏联军官和将军们注视并研究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所有战役。我个人和我所指挥的部队，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怀着深深的敬意。我表示希望我们盟国的四位司令官在管制委员会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协调一致。如果说我们在战时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我相信，在和平时期将能合作得家过去一样好。我为艾森豪威尔举杯——为他的健康，为他的成功和今后工作顺利干杯。①

　　①哈里·布彻著《我同文森豪威尔在一起的三年》，第880一第861页。——原书注

　　艾森豪威尔回敬的时候说，虽然他举杯祝酒，主要是想代表盟军说几句赞美朱可夫元帅的话，但在最后讲祝酒辞以前，他要稍稍离开话题”讲几句。他指出，朱可夫对他的赞扬使用了过奖的词句。但是他说，他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有才能的军人和外交官们由于认识到团结才有力量，因而全心全意地服从他的指挥，“而不管他们自己国内对他们有什么说法”。

　　他宣称，那些曾经征战沙场的人们现在要和平，希望有机会让他们的人民过上好一些的生活。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曾会见了一些苏联高级官员，在要求和平“这一根本愿望上”，他发现他们是同西方盟国一致的。

　　他最后讲了许多赞扬朱可夫的话。他说：

　　没有哪一个人对联合国的贡献能够超过朱可夫元帅的了。他今天作为我们的贵宾光临，并且热情友好地向我们盟军成员颁发了苏联勋章。可是，朱可夫元帅——一位谦虚的人，大概低估了他在我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有一天，当所有在座的人都去见老祖宗的时侯，苏联肯定将设置另一种勋章。那将是朱可夫勋章，而这种勋章将为所有钦佩军人的勇敢、远见、坚韧和决心的人们所珍视。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请你们为朱可夫元帅干杯。

　　艾森豪威尔送走朱可夫及其一行之后，怀着满意的心情回顾了这一天的活动。朱可夫的友好态度和明显的诚挚感情，使法兰克福的美国人深受感动，艾森豪威尔本人则怀着很大希望，要同俄国人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会造就一个较好的世界。

　　他写道：

　　从朱可夫和他的助手那一方面，唯一可以看得出来的便是持友好和合作态度的强烈愿望。回顾起来，那一天确实展现了同俄国人建立和谐的密切的关系的光明希望。但这一希望从未变成现实，而且终于在猜疑和互相指责中消失了。可是，就朱可夫元帅同我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言，这种友谊一直在继续增长，直到我1945年11月离开欧洲。这种友谊是一件私人的和个人的事，令人遗憾的是，它并不代表总的态度。①

　　①艾森豪威尔著《远征欧陆》，三联书店版，第493页。——原书注

　　艾森豪威尔访问柏林四天以后，哈里·霍普金斯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途中在法兰克福停留。罗伯特·墨菲回忆说，“霍普金斯热情地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同斯大林会见的情形，他对苏美合作的信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法兰克福，霍普金斯用明显的诚挚态度对我们说：“我们可以跟斯大林打交道！他会合作的！”

　　霍普金斯讲述了据认为是斯大林作出的一些让步，而他的乐观态度，促使人们认为丘吉尔关于苏联的意图的警告，似乎是夸大其词，甚至可能是歇斯底里的。他谈到他从莫斯科归来途中在柏林的停留，苏联人殷勤好客到几乎使人发窘的地步，甚至允许他从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带走一些书籍。

　　霍普金斯的下述看法也是有深意的。据墨菲记载，霍普金斯说，向朱可夫提出的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都是由维辛斯基回答的，显而易见，俄国军人无论军衔多高，都没有被授权回答政治问题。

　　艾森豪威尔对霍普金斯说，他决心尽快地从苏联占领区撤出、所有美国军队，霍普金斯诚恳地表示赞成。他还同意必须就保证进入柏林问题作出明确的安排，并答应一俟他回到华盛顿，就提请总统和马歇尔将军亲自注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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