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3)_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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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法化的无政府状态　　一家西方报纸所谓今天在俄罗斯笼罩着一种合法化的无政府状态的说法，极其准确地反映出所发生事件的本质。在俄罗斯似乎什么都有，有一切国家机构，有司法部，有强大的安全机关，有警察。　　但是，就是没有秩序。　　1993年春，我签署了一项关于在军队中建立哥萨克部队的命令。哥萨克人重归自己的基本生活制度：他们在自己独特的分队中服役，在自己的村镇里按照古老的哥萨克规矩生活。人们的一切都简单而明了，他们重归于半军事的生活方式，并且围绕这种生活方式进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他们是幸福的。　　然而，俄罗斯并非仅由一些哥萨克人组成。我想，就是他们哥萨克人将来也不会轻而易举地适应新的条件，轻而易举地整顿秩序只能用皮鞭，靠人整顿秩序则总是复杂艰难的。　　在具有如此众多的强力机构的情况下，在具有如此众多的国家公务员和权力机关的情况下，在如此文明的、具有文化素养的人民当中存在着如此的无政府状态，只能有一种解释：传动系统失灵了，因此整个机器无法转动。归根结底，一切都应当服从于某一个人和意义十分明确的原则、法律、法令。概而言之，某一个人应该成为国家的首脑。如此而已。　　当然，将总统制引入俄罗斯，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它应当是可以管理的。依我看，就是这么简单。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许许多多的政治家看来竟是如此复杂繁乱、模糊不清。重要的是，让国家承担自己的使命，帮助公民过好日子。　　无论什么样的改革—一经济的、政治的、财政的改革。—都不可能在一瞬间解决我们的各种问题。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年复一年的、细致耐心的、痛苦的、缓慢的过程。但是，应该开始这一过程……为了10年之后我们能有一代优秀的国家公务员，应当在几任总统和几届议会任期内，将他们培养出来。现在，我们的公务员几乎一无所能，可是别的公务员如今又实在没有。他们不可能从天而降。　　我们大家都应当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还应该学习。　　＊＊＊　　但是，严格地说，这种情况不能视为悲剧，甚至不能视为社会悲剧。过去我们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生活，这才是悲剧；沙皇被枪毙，这才是悲剧。同希特勒的战争开始打响，才是关系我们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请回忆一下自己及父辈们的生活。近30—35年间，俄罗斯社会一直过着极为和睦、非常安宁、相当稳定的生活。在家庭福利、文化、教育、儿童培育及对待社会与个人的义务方面，开始确立世界文明的基中优先地位。上述这一切，在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法西斯式的斯大林体制逐渐变成为“天鹅绒般的”极权制度（即西班牙弗朗哥体制型或拉丁美洲专政型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下，传统的和平价值观念毕竟占据首要地位。整个社会已经适应并学会在这样有限的范围内生存，并且开始重新创造出令人接受的精神风尚、物质文明、宽容谦让的道德环境。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话题，不过我想说明一点：今天的社会不是建立在一片空地上。无论如何不能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与搅得天翻地覆的1917年革命相比较。社会只不过是在寻找更为合适、更为合理、更为现代的生存方式。因此，我不大愿意接受今天时事评论中时时发出的那种刺耳的悲剧性的腔调，对这样的腔调我感到困惑莫解。　　我们生活着，而不是在准备生活。也许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只是我们国家的命运多僻，她还背负着不易克服的遗传因素。　　总统日记　　1993年6月5日　　9时45分，我打电话给科尔扎科夫，要求他采取坚决的有力措施，以维护即将举行的宪法会议开幕式大厅里的秩序。如果有人大喊大叫、吹口哨，有人耍流氓搞无赖，企图破坏会议，当即将之赶出会场。派10个人在休息室里值班。主席团里有我和俄罗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　　距会议开始前10分钟，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来了。我知道他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左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右边。佐尔金想坐到中间的一个位置上，他站立一小会儿，摇了摇头，然后很谦逊地坐下。哈斯布拉托夫也在自己的位置旁站了一小会儿，想了想，还是坐下来。谁也没有坐在他的旁边。他在安乐椅中好一阵子坐不安定，似乎在认真思考着文件。　　我的关于宪法、新宪法程序的发言时间为40分钟。对这个报告我作了认真而详尽的准备，并且非常认真地修改了第二稿（第一稿我早已断然否决，作了15条重要修改意见）。我彻夜伏案，整个身心都处于紧张状态。而且我沉重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我刚刚开始发言，哈斯布拉托夫就写一张纸条，把在讲台旁边值班的工作人员叫到跟前。这位工作人员拿了纸条，走回来放到抽屉里，而不是放到桌子上。哈斯布拉托夫见此状大不高兴，就坚决地向切尔诺梅尔金示意：请让我在叶利钦之后发言。虽然有确定好的议事日程，可是我刚刚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便一跃两超，冲向讲台。于是乎就开始了…… 　　整个大厅的人顿时情绪激昂。精神亢奋，委婉地说，人们的表现并不大得体。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打口哨声，荒唐胡闹的气氛笼罩整个大厅。会议刚刚开始就遭到破坏。　　但是，会间休息时，几位新闻记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对第一天有何感想？”我答道：“会议要继续工作，而不理会议长的挑衅行为。” 　　不过，哈斯布拉托夫毕竟不是那个身材消瘦、语气客气的哈斯布拉托夫了。他的眼睛也不像平时那样炯炯有神…… 　　代表斯洛博德金开始喊叫起来，冲向讲台。人们不得不把他拖出大厅。　　我突然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萌生了一个不可遏止的强烈愿望：把这一伙人全部赶走。　　另有一件事也破坏了我的心情。早晨，我办公室里与鲁茨科伊直接联系的电话线路灯纠缠不休地亮了整整5分钟。我没有提话筒，灯也没有灭，整整亮了5分钟。要知道，在鲁茨科伊那里已切断了与我的直通线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技术员在休息天用酒精洗接头，把两头接在一起封闭了线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他能够封闭线路，那么他还能够干什么？人们回答我说，不，不会再有什么了，只有封闭线路这件事。　　算了，这一切现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已有了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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