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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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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晚上，在苏联总理帕夫洛夫的办公室，他们第一次举行了没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会议。整个“总统队”很快就达成了撤换自己教练的协议。 原来，这种换教练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足球运动中。 但是，要实施这一阴谋还有心理上的障碍。克留奇科夫曾把事件的参与者似乎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和他一起作出基本决策的人——这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还有帕夫洛夫和亚佐夫，尽管亚佐夫一直起着消极作用。第二部分是经过耐心的劝说和暗示被拉入紧急状态委员会轨道的。第三部分则应当是那些看到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哪些力量后才会随从的。或是随从，或是转身而去。 但谁也没有转身而去。既勇气不足，也缺少远见之明。 卢基扬诺夫没有转身而去。尽管开始他就声明。作为立法机关的代表，他不能加入紧急状态委员会，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后来他却不支声了，和其余的人一起开始等待那些在和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从克里米亚返回的“一伙同志们”。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尽管克留奇科夫把主要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他们，但大家都想知道详情，想见到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人，好从他们脸上看出某些重要的、难以言传的东西。 亚纳耶夫也没离去。当他终于和大家一起等来了从福罗斯飞回来的同伙们，得知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断然坚决，并果断地切断了他和“总统班子”的一切联系时。——当时，看得出亚纳耶夫激动不安起来。且很长时间没能迫使自己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 但最后他还是签了。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毁了自己…… 最后一个毁灭自己的人是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他穿着牛仔裤和夹克衫就匆忙从白俄罗斯的疗养院飞回来。他也感到害怕，说他本人不应签署这么重要的文件，他还要和外国的部长们交往，应该留有回旋余地。但他仍然被迫在外交部方面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 这不是什么反抗，而是典型的随机应变和脚踏两只船。所有这3个人：副总统、议长和外长——都是首先稍稍推辞，然后就俯首于政变主要组织者的指挥棒下。 为什么我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一点？ 因为正是这些在后期加入叛乱分子行列的第三部分人，有机会制止他们。不论是在卢基扬诺夫请求把他从紧急状态委员会名单中划出时，还是在亚纳耶夫迟迟不肯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时，甚至在别斯梅尔特内赫进来时——一切还都可能改变。但一切却按刑事犯罪集团的规律发生了。把每一个新进来的人“拥住”，让他无法“逃脱”。那些从克里米亚飞回来的阴谋者们的基本动机是不想成为“替罪羊”。他们也害怕，要坚持连环保式的集体负责任。他们如愿以偿了。 这既表现出那些不习惯于作出自主决定的领导者们的俯首听命，也表现出苏维埃式的教育和一致表决的习惯，更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和官场争斗中个性的丧失。同时这里还有权力欲望的因素，即争夺令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的国家权柄。 正是这些人提前许多年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联盟的解体及与此相关的可怕的社会悲剧都应该“感谢”他们。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约早晨7时左右。工人们来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开始铺设柏油马路。一辆巨大的压路机沿花园小路来回行驶，穿着橙黄色背心的工人们熟练而小心地撒着滚烫的沥青。这件事由来巳久，几个月来，疗养院的院长一直在请求上级批准修建这条柏油路，真是巧的很，愉恰就在那天早晨给他运来了沥青并派来几位工人。 筑路工人们惊慌地四面颐盼着。一些荷枪实弹、表情严肃的人们在周围跑来跑去。黑色的“伏尔加”一辆接一辆地开来，就连大门外人和汽车也明显比往常多。 ……于是，我突然设想自己也是这些勤劳的人们中的一员。让这个历史事件永远熊熊燃烧吧！但我们的沥青会冷却的！ 就像许多可怕的日子一样，天气格外晴朗，燃烧的沥青散发出某种奇特的、道路舒适的味道。 那天早晨，塔妮娅飞快地跑进房间叫醒我：“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我半睡半醒地说：“这是非法的。”她开始讲述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一切都十分荒诞。我问：“你说什么？是在捉弄我吧？” 全国的人们都在互相询问着同一个问题，使用着同样的话语。我们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可这却是事买。 ＊ ＊ ＊ 这时莫斯科的大街上行驶着接连不断的装甲车和坦克车队。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愚蠢的行动，在一个绝对和平的城市里开进好几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坦克师，另外一些部队正在莫斯科郊外向首都集中。 阴谋家们决定以大量的武器和士兵使莫斯科市民惊惶失措，使整个城市笼罩着前线的气氛，迫使人们躲到角落里。 在那几个小时里，莫斯科上空回荡着连续不断的隆隆的车轮声。 “战争开始了？”——莫斯科的老太婆们用手捂着心口问。 “军事政变。”——比较年轻的人们则这样回答，但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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