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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我又回想起8月叛乱的另一个相当晦暗的细节，我是怎样给亚纳耶夫打电话的。

　　我对他说，他们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申明是一个谎言，并要求他给我看医疗诊断或总统的声明。“诊断书会有的”，他声音嘶哑地回答道。

　　我感到害怕起来。

　　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还不会这样厚颜无耻。他们缺乏足够的决心，因为他们也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苏联人，尽管他们身居高位。他们当中没有“魔星”，这次叛乱的主要“引信”毕竟还在福罗斯。问题的许多方面取决于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以及叛乱分子对戈尔巴乔夫行为的反应。只要他们胆敢加害于戈尔巴乔夫，敢于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

　　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这已经不少了。1991年8月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我认为，在一贯被称誉为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的70年间，我们的人民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这个地雷不可能爆炸。因为我们俄罗斯人、俄罗斯公民已变得更加正常、更加文明，也可以说更加善良，或许还可以说更加有教养。

　　因为一个人更富有就要杀死他吗？因为一家人有“异样的血统”就要将之全家诛灭？为了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宪法或共产主义就要去战斗，去牺牲，去互相残杀？不，我绝不相信这点。

　　总结

　　……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审讯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这是一个令人厌倦、丑态百出、扑朔迷离的过程——审判机器怎样也嚼不烂这个庞大的案件。它首先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一拖再拖（有入寄希望于叶利钦总统的政权即将垮台），然后又因为诉讼的原因，最后则因为医疗的原因（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开始患病）而拖延至今。

　　现在他们已全部获得自由，他们写诗，参加游行示威，其中一些人已入选国家杜马。情况就是如此。

　　另一些人占据了他们在狱中的位置。从而证明民主的政权还并不稳定。

　　在8月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为民主、为自由而斗争，同时，也在为祖国而斗争。这对于他们比个人的生命更宝贵：普通人为某种崇高的事业而献身的神圣愿望，不管多么奇怪，乃是苏维埃政权及其教育和生活方式留给我们的道德教训和遗产。

　　今天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集权主义已经烟消云散了，但那些维护道德品质的禁忌、那些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理想也一去不复返了吗？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浑浊而模糊的时代，她令人绞尽脑汁去从各种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寻找出路。这个时代还将不只一次让人们回想起于1991年8月21日结束的那个充满确切任务和明朗思想的透明时代。

　　＊ ＊ ＊

　　我再一次打开口述录音机。

　　塔妮娅：……当有人转告我们说白宫发生了爆炸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可怕的时刻。妈妈的双膝突然软得弯下去，她顺势坐下。我说了一声“这不可能”，就跑去打电话。列夫。叶甫根尼耶维奇告诉我：“没有，塔妮娅，这里一切正常，我们正在工作。这是造谣。”

　　廖沙：我们正听着“莫斯科回声”，突然间听到了加里宁大街的枪声，刚过一会儿、播音员就广播说那儿一辆坦克起火了，冲突已经发生……

　　列娜：在此以后的大约一个月内，只要听到运货卡车在行驶，我就要定睛地看一看——是不是坦克？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仍然不由自主地要看看。

　　8月21日是我的生日。大家决定给我简单地庆祝一下，但来的只有妇女。所有人的丈夫都在白宫。爸爸也不在，因为危险还没有完全消失。21日夜至22日，人们仍然在白宫周围值班。我们在家里逗留期间，卫队的卫兵们一直守卫在楼梯旁，他们在我生日的时候去给我一枚子弹。

　　爸爸5点钟又打来电话。他祝贺我生日快乐，并说道：“请原谅，这一次我没有送给你任何礼物。”而我对他说：“爸爸，你送给了我一个最好的礼物。你捍卫了民主！”

　　＊ ＊ ＊

　　……说句实话。这句书卷式的话语并没有让我意识到词藻过于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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