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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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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社会与新俄罗斯之间的继承性：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摧毁一切，破坏一切，顺便重复一句，这些根本没列入我的计划。我一方面把一批年轻的、果敢胆大的新人纳为政府成员，同时也认为可以在国家工作中启用一批斯科科夫式的有经验的执行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斯科科夫是莫斯科一家大国防工厂的厂长，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 我的这种态度错了吗？有可能。不过，时间证朗。装扮成民主派的“上级任命的干部”（尽管他们带来极大危害，但一般说来，民主派通常不善于做工作）并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来自“最密切的战友”，来自被“议会浪潮”报出来的并迅速爱上极力及其标志的新领袖们。 ＊ ＊ ＊ 现在，在重读这本笔记时，我总想给它补写点什么。 是的，有可能是我错了，不该把经济战线选为主攻方向，在国家制度上为没完没了的妥协和政治游戏留下余地。我未解散代表大会，保留了各级苏维埃，并下意识地继续把最高苏维埃看作立法机关，认为它正为改革制定法律依据，却未察觉“代表大会”这一概念内容本身是越权代行的。 代表们意外地想起了自己全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当然，这种无休止的交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不过，我觉得，盖达尔提出的痛苦措施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新的社会动荡。 其实，得不到政治支撑的盖达尔的改革，是没有依托的……于是，法律不充分通过、决议含糊不清的时代来临了。 正是这个时代，最终把国家领进了1993年10月。 ＊ ＊ ＊ 从旁观者看，可能觉得总统一忽儿把一些人放弃了，一忽几又不知从哪儿弄来另一些人…… 实际上，国家“头号人物”周围的人不可能不更换。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国家机关、议会、新闻界和法院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职权，都在业已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工作，那是另一回事。而我们这儿的情况如何呢？以布尔布利斯为例。 一开始我猜想，他的社会“面貌”和公开“身份”对担负某些职责并不重要（当时还曾提出副总统职位问题）。 再重复一遍，我虽然了解这些原委，但是，报界、人民代表、政治家的反应是如此完全一致，却真的未预料到。让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出风头”不合身份，他当国务秘书，这可是个战略性职位，却又是一个不出头露面的参谋人员。可是，他却成为一个如此异口同声的不能接受的人物。 一时间，诸如“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当过马克思主义教员”、“乡巴佬”、“一个不够味的红衣主教”等流言飞语不绝于耳。尼吉塔·米哈尔科夫导演找到布尔布利斯年轻时的研究生论文的复印件，在电视屏幕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请看看，统治我们的是什么人物！ 一方面，人们敢骂政府，甚至向最高长官说出自己不能接受的人物，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好的。而另一方面，发动中伤人的活动，仅仅是因为他的外表不受人喜欢吗？要知道，没人能客观地评价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工作，只是根据他的外表和言行来推断。也许，这不是偶然的，即国务秘书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不再对形势作出相符的反映。 这就是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现在，人们都热衷于搞政治，当然，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不过在我们这儿特别狂热。可我们的政治家根本没有职业道德，没有政治品行传统。因此，经常发生主要不是看业务素质而是看人定好恶的现象。要知道，在新的情况下，即在拥有高度权力的情况下，一位职位很高的人可以出人意料地表现自我，而且完全是按另一种方式来表现。 我认为，班子变化还有第3条主要原因：在西方那种政治生活中（我们就以美国为例吧，一位新总统上台，就带来一批新人）。人被安置在准备好的位置上：对于几乎几个世纪形成的优先权人人皆知，程序也是现成的，“请坐，开始工作吧！”因为民主党人得把执行机关的相当一部分职位留给共和党人继承，或者相反，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在我们这个国度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不过，我末说我们必须从零开始，所有能够利用的我们都利用了。摧毁这么一个大国的整个国家管理机器是一条招致灭亡的道路。因此，凡是能安排有经验的“旧”执行者的部门，我们都安排了。当然，有时人们也会犯错误。 鲁茨科伊三番五次地把斯捷尔利戈夫将军强拉来做自己的副手。这不是荒诞绝伦吗？还有人公开提倡军事独裁，自然是他个人的军事独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军事独裁，这样的人，竟然也会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这样的错误，犯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而在那时候，总统究竟于什么，副总统究竟干什么。俄罗斯宪法法院该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说，完全是“空白点”。那么，这个该怎么做，而那个又该怎么做呢？我们经常需要分析外国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但同时又不能不明白：国外是一回事（也各不相同），而在我们这儿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依据的不应是从某国就是这么做出发，而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而我们却没有这种经验。 结果产生了一些华丽不实的机构，起了一堆美妙动听的名称，内里却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还有其他一些相当重要的原因：时局发展迅速，政治环境变幻莫测，近几年任何一个大国都未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动荡。这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更换“渡河的马”，这对我个人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过程。 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主要的不在这方面，我并不渴求走马换将，而是政权——崭新条件下的政极性质本身需要这样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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