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53)_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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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重大的秘密　　在国与国之间，除了签署重大的国家级文件和协定之外，保持非正式接触也是重要的，这种接触不是政治家的接触，而是民族感情的接触。如果相互之间有不愉快的秘密，终究要解开它们。　　我们曾向美国人提供在我国寻找美国战俘的机会。　　我们把1956年的记录运送到匈牙利，记录中载明了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有谁，在干什么。　　我们还决定把被击落的波音飞机的“黑匣子”转交给韩国。这些“黑匣子”是我们的特工机关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并作为机密保存在国防部。在访问开始前两三天，我给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打了电话，他通报说，他的同事们已经为那个内有记录装置的橙黄色圆球准备好专门的包装箱，随时准备把“黑匣子”转交给朝国方面。　　把“黑匣子”交给韩国总统的一刹那，的确使访问达到了最高潮。我们交出这场灾难的关键秘密之一，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立场的公开性，同时也间接地为那次事故道了歉。　　我们回国以后，韩国专家打开了“黑匣子”，发现里边只有复制件，而且还被删改过。原件多半早已被克格勃替换了，一切都被按良好的苏联风格做得天衣无缝。　　格拉乔夫非常认真地执行了命令——转交“黑匣子”，不是，是转交那些在国防部保存了好多年的橙黄色圆球，但里边有什么东西，却不是他职权范围的事。　　不过，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从整体来说，避免了一次国际丑闻。　　＊＊＊　　今天，可以用1993年10月访问日本的成果充实一下这部札记的内容。　　我有一种感觉，似乎上帝不愿意让我跟日本领导人会晤！可又应该见面……然而，这一次却是日本人自己建议我不要去，因为计划中的访问正赶上10月叛乱。不去的原因是完全正当的：形势刚好进入紧急状态。　　但这一次我又破坏了外交礼节，不过，跟上次恰好相反。　　于是，报刊再一次出现了不理解，出现了讥讽性的评论：昨天坦克还在莫斯科开炮，而第二天总统却启程去正式访问！　　不过，我认为必须去。假如这次不是访问日本。或许会取消访问。要是再次使全体人民失望，就意昧着要毁坏今后一个时间的两国关系，两国间不信任的冷漠状态仍将持续下去。要知道，体验别国事件毕竟不像体验本国事件那样深刻。日本人仍在期待着我的访问。　　……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斯大林的罪行是个巨大的黑洞，整个历史似乎都可以往那里推。直到现在我们还未研究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和如何发生的。但实际上，每个国家对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都有一笔特殊的帐要算，其中就包括日本。　　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日本战俘大量死亡，那里的条件对于日本战俘来说。确实是极端严酷的，别的暂且不说，气候和自然环境跟日本就完全不同。日本人在那里过着几乎跟广岛悲剧一样的艰难生活。　　对于受过注重礼仪礼节、敬重过去的教育的日本人来说，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有必要做出表示歉意的姿态。在目前情况下，日本在那场战争中支持了侵略者并不重要。　　这样一来，我们会谈的气氛本身、对话的调子和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也打破了交易的呆板公式：我们给你们什么，你们给我们什么。我觉得，这种呆板公式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走上了一条互利经济合作的道路，同时不忘长期的目标，即解决日本方面要求非常强烈也非常敏感的“北方领土”问题。　　有损礼节吗？　　一般来说，在我们俄罗斯非常不喜欢履行任何准则、法规、指示、命令，也不喜欢遵守莱种事先制定的议事规程。我们是不非常守时的人民，议事规程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如芒刺在背。　　人们经常问我这些礼仪细节——向哪儿迈步，站在哪儿等等，是否使我感到为难呢？我又如何做好这一切呢？　　起初，我对自己的确没有多大把握。因为事先并未考虑到如此细微的细节，如站在右边还是站在左边，是向前迈一步或是在旗子旁边停住，要不要转过脸去，是不是低头，等等。那时，我就自己打量周围的人，试图依葫芦画瓢照着做。　　今天我对在什么场合应当怎么做已经信心十足了。其实，这是一种习惯。有时在谈话和会谈中易于激动。我进行谈判就过于积极。一般来说，我们与对方讨论问题的数量是双方大致对等。此时重要的是注意别发生这种情况，即你比对方说得多。否则就可能出现这种局面：谈判该结束了、而对方还未来得及说话。我不得不留心这一点并控制自己。　　我每次进行正式访问或工作访问，都要有严格的进程表。如果访问延长3天的话，访问计划也得推倒重来。过去苏联代表团规定在两次会谈之间的间歇时间为两小时，对此，我多少知道一点儿。而我安排各项访问活动之间的间歇时间最多不超过5一10分钟，然后接着参加下一个会谈。结果是。从一大早就忙个不停，当回到任处时已是半夜三更了。　　虽然如此、也必须严肃对待所有这一切礼节。礼节，夜古时候是一种仪式，是非常古老的东西，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这些规矩，有时甚至连文字记载都没有。这也是一种外交环境，一种外交气氛。如果想取得成功，就得不仅表现出个性，还要为信守礼节而控制个性。　　起初，我没有专职礼宾人员，以致发生了大量的失误。我们或者迟到，或者提前抵达，要么站的不是地方，要么出来的不是时候。总之，发生过许多不适当的对我来说很不愉快的情况。　　现在可简单多了。只要会晤一拖长时间，作为礼宾人员的弗拉基米尔。舍甫琴柯就会走进来说：“先生们，请原谅，时间到了。”于是，二切就又正常运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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