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56)_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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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夜里回到饭店后，我觉得很累，很疲劳。心理负担太重——各种仪式、交往、记者招待会，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我总想使自己加快节奏，加大力度，以免“发福”。过去我们的活动家在计划讲20分钟的场合，一说就是50分钟：让那些该死的资本家听听我们的声音！而我在这种情况下却力争讲18分钟，而不是20分钟。　　访问是项繁重的工作。旁观者会觉得我周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有人帮忙，有人挠着胳膊，有人送上要签署的文件，有人提示我。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只会因此而加重。因为，参加上述重大活动的这一大帮人，似乎都在把自己的重担压在你的肩上。　　无目标的出访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劳动，一种应当带来具体成果的劳动。　　因此，我睡眠很不好，刚睡着不久，又会在半夜里醒来。　　夜间絮语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失恋几乎把我压垮时。有这么一群人集聚在我的周围，我们紧紧贴在一起。在总统竞选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发生类似的情景，周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根本无法挤到汽车跟前。任何警戒圈都阻止不住他们。警戒固被越挤越小，最后把我挤在中央。　　不过，从未发生过严重后果。虽然经常遇到危险，但末遇到过未遂犯罪，这在各地都是常有的察。　　有时候我出于好奇经常比较比较，我们的警卫人员怎样工作，而美国或加拿大的保安人员又是怎样工作呢？　　在我看来。在这种人群中谁也不能像我们那些小伙子一样善于控制自己。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几乎处于卧式状态，双手撑住这—边的人墙，而双脚却抵住另一边的人墙，为此得具备多么纯熟的技能啊。　　我很快地走出汽车，这种特点其实仅是性格上的一个秘密，我也毫无办法。我之所以冲出汽车，是因为我看到大街上有很多人，他们引起了我的兴趣。此时，我并没有危险的感觉，从来没有过，而且我也不相信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我的警卫人员特别严密地保护着我的后背，因为在那次航空事故以后。任何冲撞，特别是出其不意地猛然撞击，都会诱发疾病反应。因此，他们走得很密，简直就是一个跟着一个走。几乎踏着前面人的脚跟。　　对于我来说，警卫不过是总统身边的勤务之一，并末赋予特殊地位。要知道，在8月叛乱前夕，他们总共只有15—20个人，而且装备低劣，训练不桂。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是安全勤务部门的负责人，我跟他从1985年即从我调到莫斯科以来，就没分开过。我招任苏共中央书记，尔后又当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都跟我在一起工作。科尔扎科夫曾在克格勃九局任职，是我几个所谓的“死党”之一。我被“赶出”政治局后，当局撤走了我的警卫人员，但科尔扎科夫却留了下来，一直跟我在一起。当时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请求说：“干脆这样，我不要工资，能不能让我保护您？”于是，池就来了，整天用自己私人的“涅瓦”车技着我跑来跑去。在节假日，我有时去他那儿，去被他称为“普罗斯托克瓦什诺”（意即酸牛奶）的小村庄做客。他在那儿有自己的一所小本屋，屋里容纳不下我们两人，就在小屋旁边支起一顶帐篷。我们一块儿钓钓鱼，或者在小河里游游泳。　　今天，科尔扎科夫任何时候都不会与我分开，而在出访期间，甚至连夜里，只要不睡觉，就一直跟我坐在一起。他是非常正派、聪明、强健而勇敢的人，尽管外表上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在这种普通后面，却是敏锐的智慧、出色而清醒的头脑。　　还有一个人，也跟我工作了许多年，这就是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伊柳辛。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期起，他就是我的一个助手。他有令人震惊的记忆力和使人诧异的工作能力，非常博学多识，极擅长在一大堆问题中抓住关键，确定方向，也非常善辩，善于捍卫自己的主张。从外表上看，伊柳辛像个干巴巴的墨守陈规的人，只知道聚精会神地工作，所以给许多人留下了一个“冷酷官僚”的印象。其实，这仅仅是没有几个人能与他保持经常接触的缘故，这意昧着人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另一面。　　早晨8点30分。伊柳辛走进我的办公室，于是我便从此开始一天的工作。伊柳辛把一探最紧急的文件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就商定当天的工作计划。有时也做出某种修改。到傍晚，有时候已经很晚了，在我马上就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前，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交给我一个厚厚的装满文件的卷宗，这是他白天准备的，也是我夜间的工作。　　伊柳辛不断给我加足工作量，有时候甚至超出了我的负荷能力。我时常生气，因为并不是每件事、每次会见都能在工作计划预定的5一10分钟内完成，但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却不给我时间。我一着急，就发脾气，使这位第一助手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是他耐心地听完我的一大堆牢骚话，就离去了，然后又返身进来，提醒我该进行下一项工作了，因为我的气话又占去了宝贵的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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