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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第六章　休克疗法

　　病态的反应

　　我不敢妄谈经济改革哲学。不过，我想着重谈一下对我待别重要的某些有特色的问题。

　　在俄国，没有一次改革是进行到底的。例如，彼得大帝改革的目标是塑造“俄罗斯式的欧洲人”。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总体目标，仅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是无法达到的。况且，从某种意义来说，彼得大帝改革提出的这个目标，时至今日也未能达到。

　　我们成了欧洲人，与此同时却依然故我。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不同时代的情况，不管哪个时代，在激进的改革之后随之而来的必是反弹，况且是猛烈的反弹。在20世纪更是如此，无论是两次土地改革，还是三次革命；无论是新经济政策，还是斯大林的工业化；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还是柯西金的“平缓”改革，都没有实行根本的变革。

　　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

　　经济进步造成的威力与力量理应共振式地伴有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倘能如此，就没有什么力量阻止我们前进。那时，必有另一批人追随我们，将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将我们的国家引向繁荣。

　　……当然，我并不认为盖达尔是治愈我国经济的医生，但我也不认为他是置我国经济于死地的巫医。

　　说起医学的譬喻，我立刻想起了我在西班牙的那天早晨，当时我在医院里接受手术，刚做完手术他们就210建议我站起来。我没有技拐杖，就站起来了，由于恐惧和紧张我全身冒汗，当时还走了几步。

　　盖达尔的作用在于，他使我们瘫痪了的经济骤然挺身而起，迫使它的生命中枢、它的资源、它的机体动弹起来。行，还是不行？做法相当残酷。但必须这样做。当其他的医生还在就治疗方法争论不休时，他已经使病人离开病榻。依我看，病人已迈开双脚……

　　我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指标，从客观上讲，这些指标是令人头疼的。

　　我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在我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全新的心理状态的人。具有这种心理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不等待他人的援助，不指望任何人，不指望政府，不指望国会，不指望叶利钦。他们责骂周围所有的入，顽强地做自己的事。只要朝四周望望，就能发现，在商界。在创作领域，在科学界。在文化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主要是年轻人。目前他们还不引人注目，目前他们非常忙碌。但确有这么一批人。我国开始出现一批头脑里毫无框框的勇往直前的人、从前此类人一直是受压制的。

　　我认为，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人体的病态反应、休克反应的作用，使全部力量被动员起来，这时人就充满信心，精神格外抖擞。例如，在体育运动中常有这种情况。我在想，在社会发展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当然，这种做法也有风险，当事情处于生死关头时，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那时人可能变得疯狂，失掉人的本性，人毕竟惧怕失去生存的手段。世上哪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呢？！

　　俄国的不幸根本不在于改革型人物的缺乏与过剩。不幸在于不可能实行贯彻始终的政策。不管是沙皇，还是总书记——所有的领导人都想在历史上独树一帜。许多人夸大了自己的包容一切的历史使命。因而在航程中往往骤然转舵。而且常常做180度的大转变。

　　在俄罗斯近200年的历史上，有两位执政者圃于自身的平庸无能采取了纯保守的、乃至明目张胆的反对改革的立场。在他们执政期间，整个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压抑感”，使人感到“来自国家的蹂躏”。这便是中央集权过于充分的体现。随之而来的便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极其严厉的国家观念。自然，待不同见解的人必受迫害。

　　我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和勃列日涅夫。俩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俩人辞世后都受到社会的蔑视。

　　不过。亚历山大三世当政期间工业的大踏步前进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他未能给俄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但在俄国终于出现了中产阶级。同时也给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俄罗斯国家终于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言而喻，还保持着违反人性的苏维埃制度，政治迫害还在继续，苏联在推行危险的军事对峙的方针，如此等等。关于此类老生常谈之事此处不赘述。

　　但是，还有另一种倾向存在。在奉行外交保守主义的时候（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也是如此），勃列日涅夫根本没使国家做180度的大转弯，他的所谓转弯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

　　赫鲁晓夫改造计划的基本框架被保留下来。应当承认，那种迟钝的然而却贯彻始终的行政上的生硬做法导致某些有益的倾向渐而形成。

　　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与“坚持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法尽管在改革年代受到千般嘲弄，但在当时却有着一定的土壤。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已经进人人民心理的最深处。至于什么幸福生活，它根本就没有过。当商店里没有黄油和肉的时候，此类口号是一种嘲讽。然而。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了某种均势的情况下，已经不要求人民向国家炉膛抛进所有的努力。最终还是为了总的目标而栖牲人民的努力。从前已经发生的事再演一遍而已。

　　于是，一步一步地通过行政手段，生吞活剥地搬出西方生活标准模式，让人们去习惯这些模式。有自己的住宅，社会保障，家用电气设备，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甚至私人汽车。这便是“小人物”、普通公民的凑凑合合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当然，我不再赘述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复杂过程。我要强调指出的仅仅是这种逐渐的、不易为人觉察的积累某些生活财富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这种不易为人觉察的改善之得来，是以野蛮的消耗国家自然资源为代价，而不是正常的、有成效的工作的结果。

　　随后，执政者衰颓了。摇摇欲坠的总书记成了摇摇欲坠的经济的象征，这时的经济虽维持着庞大规模，但已经是个杂乱无序的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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