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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时光流逝，眼看着充满焦虑的、带着暗淡预感的冬天又来接替经济改革开始以来的第二个夏天。

　　……人们能否预见和能否预测事件发展中的转折，能否理解盖达尔改革再次搁浅，即未取得快速的稳定？

　　当然能。凡成年人，特别是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应当具有对计划的清醒态度，具有修正计划的勇气，匝当具有对事业的现实主义态度。

　　但是，经济成了政治的人质。

　　来自议会方面的疯狂攻击、迎面袭来的“宣传鼓动”浪潮、盖达尔等人为了防卫的答辩——所有这一切妨碍了正常工作。此外，正值通货膨胀尚未达到“沸点”、冻结收入和限制贷款尚能发挥一定影响时，最高苏维埃却拼命地对抗争取稳定的措施。议会明知道还可能进一步推动执行机构加紧工作，却要求更换政府，任命一个新的联合政府。

　　说实在的，更换内阁这件事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人们的信任，可怕的是执行不连贯的政策，可怕的是开始左右摇摆。

　　在我们这里很难设想能有一个正常的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而在我国这种政治纷争的条件下联合政府是一个具有爆炸危险的、简直是有致命威胁的物品。

　　那么，专家治国型的厂长经理政府呢？

　　有一阵我也动摇起来。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会晤。他同意在危机的形势下取代盖达尔。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迫在眉睫。从议会各党派团体、各派政治运动、各个经济学流派、经济工作者和企业家等方面来的排山倒海的压力令我无法招架。所有各方都要求撤换盖达尔……一次，两次，三次地要求……

　　由于我们没能信守诺言，反对派在幸灾乐祸，他们在新一届代表大会上还要变本加厉地实行毁谤攻击，破坏我们政策和思想的威信，使国家形势动荡不安。

　　＊ ＊ ＊

　　1992年6月12日是俄罗斯独立日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天，发生了冲突事件：疯狂的安皮洛夫分子企图用暴力夺取“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

　　维克托·安皮洛夫原是一名记者，国家电视广播系统派往尼加拉瓜的特派记者。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在革命浪漫主义情调中有点“忘乎所以”的人。

　　在社会生活中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他想成为街头领袖、街垒将军。他的选择一害自己，二害周围的人。在社会上可能会出现俄罗斯第一个有组织恐怖活动团体。

　　特别恶劣的是，安皮洛夫把一批富有战斗精神的老年斗士集中于自己麾下。我能理解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与当前诸事格榴不入的情绪。难道说用警棍驱散之后，还应当给他们增加养老金吗？！这已经不是什么革命浪漫主义，而是公开的无耻行径。

　　民主派组织的上百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也没出现过此类行为。没有任何人受伤，到处秩序井然。人民代表保证参加大会的队伍安全，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把到会群众与特种警察分开，因为事先已经同政权当局关于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

　　而好斗的安皮洛夫分子采取的完全是另一种立场。他们需要制造流血事件，因为流血事件能证明政权无法控制局势，流血是灾难的标志，是无政府状态的标志。因此，他们不择手段地企图酿成流血事件。

　　最高苏维埃和哈斯布拉托夫把他们称之为“人民运动”，但就在当时，这种运动的基本特点已经昭然若揭了。尽管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老年人，他们举着革命的红旗，还有一些别的特色——这纯属法西斯主义的策略。这是新纳粹分子在全世界常用的、为进行野兽般的进攻而采取的策略。当时，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该中心的工作人员遭到狗血琳头的辱骂，一些下了夜班走在回家路上的电视台技术人员遭到殴打。他们痛击被围的年轻民警，大打出手地残害警察。

　　很明显，这是一群危险人物。更确切地说，有一批危险人物在幕后操纵这些疯狂的闹事者。很可能这些肇事者得到有势力的国家政权中人物的支持。没有铁腕人物的支持，在莫斯科制造如此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看了10分钟实况录像，我心中产生了令人恐怖的焦虑。我记起了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出现的一些面孔。这不是自发的不满情绪的爆炸，而是企图有计划地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打算触动一下“民粹党分子”叶利钦的主要痛点，据说叶利钦非常在乎人民的情绪和他们的社会自觉。有人认为，这种人为的爆炸是精心策划的正确策略。

　　可我的感觉是，他们打算恫吓我。我感觉到这是一件号称人民运动的、令人恶心的腰品。我感觉到这里有克格勃在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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