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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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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絮语 今天是11月7日。有一部分人在习惯地庆祝节日，还有一部分人在看着红旗讥笑，而我对这个节日有一种可怕的态度。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11月7日是我最紧张的一个工作日。 组织全市上百万居民隆重庆祝节日，是一项责任重大而令人疲劳的工作。有一年，我是在节日前夕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本来回城应该行驶60公里，结果司机迷路，小车实实在在地陷进一个沟里。怎么办？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车里也没有电话，与城里无法联系。我们看看地图，离最近的村庆还有18公里，这时已经是夜里23点，而在第二天早上9点前我必须赶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如果州的第一把手在11月7日这个国家的重要节日里不出现在观礼台上，那将比灾难还要糟。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否则就意昧着，他要么死了，要么被撤职了。而我既没有死，也没有被撤职，折腾了一个半小时，想从这沟里拖出“嘎斯脾”汽车，直到凌晨2点，我才意识到，我们今天乘这辆车是哪里也去不成了。明天怎么办？ 在我们这儿不像在莫斯科，去红场上的只是些集体的代表，游行进行2个小时。而在这里，全家都要通过主要广场，绕全城走四五个小时。我当时一合双眼，就仿佛看到那些面带幸福微笑、手待红旗和鲜花的长队人群。 ……我们3人踏着没膝的积雪，摸黑向村子方向蹒跚走去。我心里盘算着，一个人在好路上行走，一小时最快能走5公里，也就是说，当我们踏着雪路到达村子时，将是第二天早晨。当时零下10度，我们大汗淋漓，不久，就都累得频频摔跤，真想躺在雪上睡一觉。但不能坐下，坐下就起不来了……有一次实在支持不住便坐下来，刹那间就觉得浑身软弱无力，真想睡觉，后来说什么也起不来了。我们没有沿着路走，而是走在犁过的田里。 凌晨3时，我们终于来到村里。那天，全村人像故意刁难我们似地喝得烂醉如泥！无论敲哪家的门，里面的人都是醉得不省人事。我们问哪里有电话，哪里能找到拖拉机，谁也答不出话来。他们已在全力庆祝节日。 拖拉机终于找到了，拖拉机手也是一个醉鬼，我们把他扶进驾驶室。这时已经是早晨6时，我急得发抖，向拖拉机手喊道，请告诉哪里有电话？哪里有电话！……他什么也不明白。后来，我们还是找到了村苏维埃，推开门，给州民警局局长挂通电话。我说，你们必须尽可能地迅速、准确地组织行动。首先，紧急派出直升机，以最短的航线飞到我们乘拖拉机到达的地方，挑选一名清醒的飞行员，以便把拖拉机送回村子。其次，周密考虑进城路线，好让我马上到家（城里交通已经堵塞，排起了游行队伍。而我家离广场直走只需3分钟）。立即执行！我在9时半前必须登上观礼台，最晚只能在9时40分上观礼台…… 9时，我们乘拖拉机还算顺利地赶到了一条大路旁，直升机已在上空盘旋。飞行员看见我们，降了下来。我一跳上去，直升机便急速地向上飞去。9时半，飞机降落在机场，轿车和国家交通局的“急救车”都驶近舷梯。交通警的工作很出色，几分钟就疾驶城里。民警让游行队伍停了几秒钟，“截开”他们，我们飞驰而过，队伍又继续前进。有汽笛声开道，我们径直到达我家，这时已经是9点45分，此时我应该登上观礼台才是。家里人已事先接到通知，我一开门，便都扑过来迎接我，有的拿着西服，有的拿着衬衣，还有的拿着领带。我刮脸，大家给我换衣服。在10时整，当自鸣钟的钟声敲响时，我隆重地登上了观礼台。成功了！ 今天是11月7日。老一辈人在这一天都有一种可怕的感觉，甚至连中年人也有同感。如今白匪在哪里？红军又在哪里？究竟白匪是英雄还是红军是英雄？或许谁都不是英雄？你根本搞不清楚。我们自己又是什么人？是奴隶。炮灰吗？难道是这样吗？ 但是，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无法回避。 ……这大概就像读者所猜想的，是一件你经常回想起的或者是梦见的往事。你会突然感到一种彻底的绝望，就像你在那个雪地里，黑得不知往哪里去，在那个仿佛中了魔似的村子里一样…… 为什么必须赶到观礼台而不蒙受耻辱。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担心。 我不知道，或许这里有某种神秘论的东西。但我认为，这种重复的梦在我的生活中不是偶然的。就事件而言，还是应该制止的。 只要我稍稍感到自己束手无策，思想拘谨时，这种不安就攫任了我。 在那沉重的几个月里就是这样。 总统日记 1992年12月9日 我离开代表大会，昏昏欲睡地回到别墅。 这种事情大概是我自1987年起5年来第一次发生的…… 我认为，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一切都不是巧合……这样的话，只能去数落我的主要痛点了。 我无法忍受这种人们从四面八方一起打你的公开袭击场面。从人说话的语气、甚至从他登上讲台的步态中，我意识到这种痛击人的野蛮欲望，这种激怒和鼓动自己的企图，这种要打人的可伯动机，因此，发言内容已不重要了。 所有这些战斗激情在斗争中，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大家成帮结伙地殴打并用脚踏一个人时…… 你就真是束手无策了。 事后我才明白，我对这些殴打朗病态反应，是我心理创伤的复发，我的心理创伤是在党的莫斯科市委全会后发生的。当时奉戈尔巴乔夫的命令，我被直接从病床上拉起来送进会议大厅，他们以党的优良作风践踏了我几个小时。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过…… 12月9日那天晚上，非常会议之后，我回到别墅并不晚。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眼睛，我猛然冲进浴室，锁上门，仰面躺下，闭上双眼。老实说，脑海里思绪万千，心情不好……非常不好。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把我从这个可怕的状态中强施出来。他不知怎么打开了浴室的门，劝我回屋。总之，他是在真心帮助我。 后来，娜依娜像往常一样承担起主要的“打击”……我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家里的人说：应当问问人们——是要你，还是要他们，人民了解得非常清楚…… 突然间我抓住了这些话。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早就暗示我举行全民公决的思想。但当时说的是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代表大会的命运（解散还是不解散）问题。 这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人们想和总统还是代表大会继续生活？那天晚上，上帝给我最亲爱的人们出了个主意。 我立即请求给我接通伊柳辛。沙赫赖和几位发言稿起草人在夜里参加了工作。除我之外，还有4个人参加了我的简短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发言的确切思想是，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我最需要的正是普通人和从来没有当选过的街道居民的支持。如果遇到困难，如果出现了极端的情况，我只有从他们那里汲取生活的力量。 有人建议，演说之后立即到莫斯科共青团汽车制造厂或轴承厂视察。我选择了汽车制造厂。 我睡了两个小时，凌晨之前又删改了一遍发言稿。不用说，它还是有些不流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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