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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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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日子里，我采取了一系列战术性行动，比如，把几位引起社会中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不满和反感的人开除出政府，他们是波尔托拉宁和布尔布利斯。 ……我曾经常和彼尔托拉宁讨论建立联邦信息分析中心的思想。波尔托拉宁热情坚持这一思想并准备亲自去实现之。 但舆论界认为，这是解除他的报刊信息部长的职务。我很快签署了建立这个中心的命令。很遗憾，根据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的建议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没有维持多久。 布尔布利斯的情况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们的私人关系和工作中形成了一个真空。我建议他在国务活动的仕途上做一次间歇，思考一下，熟悉一下环境。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后来解释说自己辞职是为独立、自主，为他不属于那“一批人”而报仇。 雅科夫列夫的仕途升迁，首先应归功于改革。戈尔巴乔夫时代推举丁他和那个时期的其他许多人，比如，《星火》前任编辑维塔利·科罗基奇、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法学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都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曾是《莫斯科新闻》周刊的主编，叛乱之后，戈尔巴乔夫同我商量委派他去主持“奥斯坦基诺”电视台的工作。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下台，雅科夫列夫继续留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职务。这个安排使我非常满意。我愿意同这位有独立主见的、性格坚强的、有才干的人工作，更何况他是在这种岗位上。 我用签署了关于撤销雅科夫列夫职务的命令的第一个方案，在措辞上颇费脑筋：就像在以往那些善良的时代一样，因工作上的混乱和在政治上对某个问题的阐述错误。我最气愤的是，因为一次广播，奥塞梯的领导人加拉佐夫就敌对地冲俄罗斯总统而来。这件事发生在联邦苏维埃会议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也齐声支持他。为同高加索自治州建立友好的事务联系，我们付出了多少精力啊！……后来只好改变措辞，当然结果不是很漂亮，但我突然明白，我不再改变撤职命令，决定在我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尽管表面上与雅科夫列夫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 看来，这里指的主要是因1992年6月12日夏天强攻“奥斯坦基诺”而引起的、我所经历的那次精神震动。我懂得了既然围绕着电视台演了这么大一出戏，那么“奥斯坦基诺”几乎是一个“核电钮”。在这个“电钮”旁应安排一位另一种个性的人，而不是一位神经质的思想家。 当然，因为这一行动，我遭到了许多指责，尽管说实话，在雅科夫列夫辞职后，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些电视连续剧，还是那个政治，还是那些广告。 唯一让我骂自己的是，没有找到时间更主要是精力去见见时戈尔·雅科夫列夫，同他进行正常的关心体贴的谈话。我对他个人还是很有好感的。 ＊ ＊ ＊ 第八次代表大会基本上把哈斯布拉托夫和佐尔金塞给了我。我没有把这次大会列入计划，也就是说“没有安排”。有一种磨洋工的感觉。 然而，第二个回合就是第二个回合，必须为自己的整顿、为自己的部长们、为补充的权力、为全民公决……而斗争。应当作出决定。 我又开始同代表们、各党团和政治运动的代表们会见。同“公民联盟”的会见是冷淡的。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现在已经准备以实力的地位谈话，只是时间因索让他们有所收敛，时间有点尚早。还有一种对立的感觉，我就像小学生似地站在他们面前，数说着自己所犯的某些过错。 同民主党联盟的对话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甚至最尖锐的批评，在这里听起来都是那样的轻松、心平气和。对我来说，声调最重要。让人们批评好了，但这是值得的。他们把你看作人，而不是你的职权。 民主派的建议最严酷：不等代表大会的召开就解散全俄罗斯的苏维埃，实行总统制，当然，问题不能这么提出。国家目前还有足够的力量去要制止反宪法活动、战斗员的嚣张和红色恐怖。问题在于另一点，代表大会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怎样才能根据宪法摆脱这种困境？ 再就是会见全体代表，这里不存在恶毒的语调、无礼和过激行为。来者进行了相当心平气和的交谈。 为什么代表们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最后确定自己的选择，决定同哈斯布拉托夫走到底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我的不成功发言吗？是因为他们觉得报刊上展开的反代表大会运动是有人授意的，从而引起逆反心理作用？还是因为哈斯布拉托夫善于用阴谋诡计把某些力量聚集起来？是啊，这里有第一种原因，也有第二种、第三种原因。 也许还有第四种原因。我们还是返回来谈谈第七次即前一次代表大会吧。 ＊ ＊ ＊ 众所周知，小男孩是怎么打架的：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双手往兜里一叉，镇静地把肩膀一极，显示着自己有多么大的潜力。但是，当我们逐渐长大时，却往往忘掉了院子里小孩们的道德标准中的另一个重要细节，这个细节在成人生活中是最有现实意义的。 在政治生活中采取实力手段是经常的事，也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些手段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很容易削弱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一摔门走掉的那种作法，如代表大会上有人每过一分钟就想一摔门走掉了事，天哪，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我讲过盖达尔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这是绝对准确而意外的一步：代表大会在一分钟内就失去了政府的整个地盘，而且是全体人员。代表们自己把自己推下水。 ……在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迫离开大厅，简直是强迫我这样做的。但这已经完全是另二个转折。 就决议的第2条和第7条即关于全民公决和授予总统补充全权的表决，代表大会绝大多数投票“反对”。这里出现了几乎一致的团结。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一切尝试，都化成了灰烬。和平谈判已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是很难的。结果是，你实际上被赶了出去。 当时本应当一直坐到最后，然后平静地起来离开，就像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一样，继续表决，表决。行动则是以后的事。当时，那些洋洋得意的微笑、坚信自己不受制裁的代表们偷偷地看着你或者眼盯盯地看着你时，很难作出准确的、相应的反应。简直想像不出，这是多么难堪的局面。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起初我还很轻松，整个神经系统调动起来了，甚至连呼吸也不知怎么变得轻松了。 看来，我生性不大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对付狡猾、隐蔽的斗争。只要情况一真相大白，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大概是好事也是坏事。 然而，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那一刻，我作出一个不正确的决定。 在突然地不顾情面地去迎接对峙的时候，我不应该退出大厅，当时没想过这一步会引来怎样的后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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