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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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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絮语 妈妈在上午10时半就去世了，可他们晚上才通知我。早晨，我3次经过她的房间，不是拿文件，就是打电话……最后一次，值班警卫看见她走出自己的房间，跟我说了句什么。可我没发现，走过去了。 这是星期天的事。 3月20日傍晚，她坐着，同全家人一起收看电视。她看到我关于设特殊状态的声明，走过来，吻了我一下，说道：“好样的，鲍里亚”，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星期天，召开了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各广场举行了“民主俄罗斯”和共产党人集会。我处理所有这些事情，准备了今后的步骤，从会议上获得了信息，不断地给电力工业职工、切尔诺梅尔金打电话…… 中午，第一次通知我说妈妈的情况不好，我说：“你们还拖延什么？必须送医院。”他们回答我：大夫们正在治疗，已叫了“急救车”。我有点放心了。 我躺了一会儿，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整宿未眠。在这之前就已经积劳……我不放心妈妈，询问了好几次，她怎么样，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只是说她在医院里。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她已经离开人世了。我一门心思去想那个该死的代表大会。 晚上，7个政府成员来到我这儿，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此事，唯我一人不知道。来了这么一大帮，看得出，他们非常害怕我伤心过度…… 记得我请他们都出去，然后自己躺下。 一切都完了，世人再不会有妈妈了。 为什么恰恰就在这一天？这是不是某种征兆？她的离去是一种祝福和代价。她好像对儿子说过：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了…… 她静静地、无痛苦地去了，像睡着似的，都没有改变睡态。医生对我这样说。 葬礼在星期二举行，不算太豪华，也不算简单。一个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葬礼。 先是作安魂弥撒。妈妈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昆采夫公墓。 ＊ ＊ ＊ 我不喜欢报界就鲁茨科伊和佐尔金出席葬礼而借机所作的各种报道。在这个时刻，他们的样子当然使我不愉快，但没有任何伤人的举动，没有任何声明，也没有任何人转交任何文件。人们来了，就不应对此再说什么。 在代表大会上也没有任何反应，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我原则上不愿让代表大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 ＊ ＊ 早在3月9日我就签署了准备有计划地维修代表大会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决定。那里已经把桌子清理出去，一切也都重新油漆过了，列宁的半身像也装饰一新，处处堆着供维修用的木材。 老实说，已经没有道义的精力去看这尊列宁的雕塑。只不过有时想问问自己：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一切？胡说些什么？但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让列宁留在这里，全体人民要在电视上收看代表大会。代表们这样做只能自我暴露……大家都看到谁在聚会。 维修是一个最合适的理由，以便拒绝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聚会。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将在哪里开会，有什么区别呢？必须尽快地完成维修工作，准备好开会大厅。 ……我们的专家们借助于各种不同的方法，用计算机反复计算了方案。结果是：弹劾总统的票数不一定够，618票，正负仅为1票……这就是结局。但是当时有人不知怎么不大相信这个完整的聪明数学计算。别人的血腥味到底燃烧起来了。我回想起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哈斯布拉托夫是怎样提高嗓门，声嘶力竭地喊，当时他冲着切尔诺梅尔金喊着什么：您，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我们懂得，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这简直出乎意料，我已经习惯了他的温和的声音。哈斯布拉托夫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当时他是在努力克制任自己，包括已经软弱无力的代表们也集体做出反应：冲啊，向正面前进，逮住他！…… ……如果还是弹劾总统？ 弹劾 其实这个词有什么可怕的呢？ ……要知道这个决定没有任何效力。全民选举的总统不可能由代表大会尤其是这个早已失去人民信任的代表大会解除权利。然而。这里重要的不是主观因素，而是问题的实质，代表大会不能解除总统，因为不是它选举了他。 这是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弹劾”这个词还是用了。对我国人民来说，这个词具有神秘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俄罗斯人的心理。我不怕弹劲，而怕的是一个简单的俄语动词——“解职”，推翻。或者某种更犀利的动词。 须知，在历史上有时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因素在起作用。对此需要格外谨慎。推翻就意昧着政权没有了，一切都被彻底摧毁了。在某个地方早已聚集起一种对抗的能量和侵略行为，以及一种渴望得到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恐怖主义思想。在某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闹剧路人皆知。一些实力机构一定会卷入这一进程。为了整顿秩序，他们暂时地废除了法律。但废除法律的时间是多久呢？ ……如果真的被解除权利，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怕这个方案，对此我已做好准备。一旦议会通过这个决定，我认为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发表告人民书。人们不会让我陷入尴尬处境的，我深信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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